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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为什么要对青年进行阶级分析
谁是当代中国青年中的先进力量？谁是动摇的中间力量？谁是站在劳动者对立面的力量？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认识就是模糊的，对未来社会变革的判断就是盲目的。
主流话语习惯于把"青年"当作一个整体来谈论，仿佛所有年轻人都面临着同样的处境、抱持着同样的态度、拥有着同样的命运。"当代青年"被赋予各种笼统的标签——"Z世代""后浪""新新人类"——这些标签看似时髦，实则掩盖了一个根本性的事实：当代中国青年内部存在着深刻的阶级分化。一个在上海陆家嘴金融中心操盘的二十八岁基金经理，与一个在昆山电子厂流水线上拧螺丝的二十八岁农民工，虽然年龄相仿，但他们所属的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所面临的人生前景是截然不同的。把他们混为一谈地称作"当代青年"，就像把地主和佃户混为一谈地称作"中国农民"一样荒谬。
阶级分析的首要任务，就是打破这种"同龄即同类"的幻觉，将年龄的面纱揭去，露出阶级的骨架。
当代中国青年的阶级分化，是整个社会阶级分化在年轻一代中的集中体现。四十多年来资本逻辑的全面回归，已经在中国社会重新制造了深刻的阶级鸿沟。而这道鸿沟在青年群体中表现得尤为触目——因为青年人正处于阶级地位形成和固化的关键时期。他们的家庭出身决定了起点，教育经历决定了路径，就业状况决定了归属。到了三十五岁，绝大多数人的阶级地位就已经基本定型了。所谓的"阶级流动"，虽然不是完全不存在，但在整体上已经越来越困难、越来越稀少。
因此，对当代青年进行阶级分析，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学术练习，而是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判断未来社会走向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下面，我将当代中国青年按照他们的经济地位和阶级属性，分为以下几个群体逐一分析：（一）大资产阶级的青年继承者；（二）中等资产阶级的青年一代；（三）小资产阶级上层青年；（四）小资产阶级下层青年（白领无产者）；（五）城市基层劳动青年；（六）青年农民工；（七）农村留守与返乡青年；（八）失业与半失业青年（流民无产者）。
第一章 大资产阶级的青年继承者
在当代中国青年中，有这样一个极少数群体：他们的父辈是大企业的创始人、房地产大亨、金融巨头、矿业老板，或者是掌握重大权力的高级官员。他们从出生起就拥有了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也无法企及的物质条件。他们在最好的学校接受教育（往往是国际学校或海外名校），从小出入高档场所，结交同阶层的朋友，形成封闭的社交圈子。到了二十多岁，他们或者进入家族企业接受"培养"，或者在家族的资本支持下创办自己的公司，或者在海外投资、消费、生活。
这个群体的人数极少，在青年总人口中可能不到千分之一，但他们掌握的财富和资源是惊人的。他们的阶级地位不是自己"奋斗"来的，而是继承来的——他们是资产阶级世袭制的直接产物。在前社会主义时代，中国共产党正是为了消灭这种世袭的剥削制度而进行了革命；而今天，这种世袭制度又以新的形式出现了。
这个群体的政治态度是怎样的？总体而言，他们是现存秩序最坚定的维护者。这是由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变革，都会触动他们的核心利益。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在言辞上表现出"进步"的姿态（比如谈论环保、公益、社会责任），但这些姿态丝毫不触及他们作为资本所有者的根本地位。有些人将一小部分财富用于慈善，将其美化为"回馈社会"，但慈善的本质不过是资产阶级缓和阶级矛盾、维护自身合法性的一种手段——他们用右手施舍的，不过是左手剥削来的零头而已。
还有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青年后代，对中国的前途持悲观态度，将大量资产转移海外，办理外国国籍或永久居留权，随时准备"跑路"。这种行为深刻地暴露了这个阶级的本质：他们在中国赚取利润，但并不真正认同这个国家和人民。对他们来说，中国不过是一个赚钱的地方，而不是他们愿意与之共命运的家园。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没有祖国。"其实资本家更没有祖国——他们的祖国是利润，他们的忠诚是对金钱的忠诚。
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个群体是毫无疑问的阶级对立面。不存在与他们"团结"或"合作"的可能。他们掌握的财富来源于对劳动者的剥削，他们的利益与劳动者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
第二章 中等资产阶级的青年一代
在大资产阶级之下，是中等资产阶级的青年。他们的父辈通常是中小型企业的老板、房产的拥有者、或者在某些专业领域积累了相当财富的人。这个群体的家庭资产通常在数百万到数千万之间——不足以与大资产阶级相比，但远远超出了普通劳动者家庭的水平。
这个群体中的青年人，其阶级定位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继承家族企业或利用家族资源自主创业的青年企业主。他们虽然规模不如大资产阶级那样庞大，但本质上同样是资本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雇佣工人、组织生产、获取利润。他们对待员工的态度，往往比大企业更加苛刻。大企业至少在形式上要遵守劳动法（因为它们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而中小企业则经常赤裸裸地违法——不签劳动合同、不缴社会保险、强迫加班、随意克扣工资、任意解雇。如果说大资产阶级的剥削是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文明"剥削，那么中小资产阶级的剥削则往往是赤裸裸的、粗暴的、连遮羞布都不要的。
第二种类型，是凭借家族财富在房产、金融、投资等领域"食利"的青年。他们不直接经营企业，而是通过出租房屋、投资理财、股权分红等方式获取收入。他们中的许多人不需要"工作"——或者只从事一些轻松的、象征性的工作——就可以维持相当优越的生活水平。他们是当代中国的"食利者阶层"的年轻一代。
这个群体的政治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是现存秩序的受益者，总体上倾向于维护现状。另一方面，他们在经济上受到大资产阶级和垄断资本的挤压（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中小企业生存困难，房产价值面临缩水风险），在政治上受到官僚阶层的管控和盘剥（税费负担、行政审批、各种摊派），因此对现存体制也存在不满和抱怨。但他们的不满是改良主义的——他们希望体制对中小企业更加"友好"、税费更加"合理"、市场环境更加"公平"——而不是革命性的。他们绝不会赞成取消私有制，因为那将意味着他们自身阶级地位的丧失。
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个群体总体上属于对立面。虽然他们与大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矛盾，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可以被争取为反垄断、反官僚的同盟军，但这种同盟只能是暂时的、有限的、策略性的。在根本的阶级利益上，中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对立的。
第三章 小资产阶级上层青年
小资产阶级上层青年，是当代中国青年中一个非常重要且复杂的群体。他们通常具有以下特征：拥有较好的高等教育背景（985/211院校或海外留学），在大企业、金融机构、互联网公司、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等机构担任中层管理或高级专业职位，年收入在三十万至一百万之间（在一线城市），拥有一套或多套房产（通常背负按揭贷款），以所谓"中产阶级"自居。
这个群体在主流话语中被称为"中产阶级"或"新中产"，被赋予了社会稳定器、消费主力军、文明进步推动者等美好的标签。然而，从马列毛主义的阶级分析角度来看，"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产物——它的功能是模糊阶级界限，将一部分收入较高的无产者从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分化出来，使他们认同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从而瓦解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
实际上，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人，从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定义来看，仍然是无产者——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依靠出卖劳动力（脑力劳动）换取工资。但他们与下层无产者的区别在于：他们的工资较高，拥有一定的积蓄和资产（主要是房产），社会地位也相对较高。这使得他们在主观上认同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在政治上倾向于保守，在行为上追求"体面"和"优雅"，在文化上与底层劳动者保持距离。
然而，这个群体的阶级地位是极其脆弱和不稳定的。他们所谓的"中产生活"，建立在以下几个随时可能崩塌的支柱之上。
第一个支柱是高薪工作。在当代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高薪工作的竞争极其激烈，而且越来越不稳定。互联网行业的大规模裁员、金融行业的收缩、"35岁危机"的普遍化，使得这个群体面临着随时失去高薪工作的风险。一旦失业，他们的"中产"身份就会像肥皂泡一样破裂。
第二个支柱是房产。他们的大部分财富都锁定在房产中，而房产价值高度依赖于市场行情。在房价上涨时期，他们可以通过"纸面财富"的增长感到"富有"；但一旦房价下跌（而这种下跌已经在许多城市发生了），他们的财富就会急剧缩水，而沉重的房贷却不会减少。他们将面临"资不抵债"的困境——房子的市值跌到了贷款余额以下，但每个月的还贷却一分不能少。
第三个支柱是教育投资。他们在子女教育上投入了巨额资金——国际学校、课外培训、海外游学——期望下一代能够维持甚至提升家庭的阶级地位。但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正在急剧下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越来越困难，海归的光环越来越暗淡，"学历贬值"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他们在教育上的巨额投入，很可能换来的是子女的"高学历低就业"。
因此，小资产阶级上层青年的最大特征，就是焦虑。他们表面上光鲜亮丽——住着还贷中的高档公寓，开着分期付款的豪华轿车，每年带家人出国旅行一两次——但内心深处充满了不安全感。他们知道，自己与底层之间的距离，比自己与上层之间的距离要近得多。他们之所以拼命工作、拼命消费、拼命维持"体面"的生活，恰恰是因为他们害怕——害怕滑落、害怕失去、害怕有一天自己也变成那些他们平时看不起的"底层人"。
这种焦虑，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恰恰是小资产阶级固有的阶级心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小资产阶级"不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现在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将来的利益而斗争"——他们的斗争动力，不是来自对现实的不满，而是来自对未来的恐惧。这种恐惧使他们在政治上表现出极大的动摇性：在经济上升期，他们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享受着"发展的红利"；在经济下行期，他们可能转向对体制的不满，甚至产生激进化的倾向。但他们的不满通常是个人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他们希望的是"恢复增长""稳定房价""保住工作"，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结构。
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个群体是可以争取的中间力量，但争取的条件是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并非真正的"中产阶级"，而是一群受剥削程度较轻但随时可能被抛弃的高级打工者。他们与底层劳动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他们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所谓"利益共同体"，不过是一种建立在经济繁荣基础上的临时幻觉——一旦经济下行，这种幻觉就会被无情地打破。
第四章 小资产阶级下层青年——白领无产者
如果说小资产阶级上层青年还勉强维持着"中产"的体面，那么小资产阶级下层青年——也就是我所说的"白领无产者"——则是连这层体面都快要维持不住了。
这个群体的典型形象是：毕业于普通大学（非985/211），在二三线城市或一线城市的普通企业担任基层白领，从事行政、文员、初级技术、销售等工作，月薪在五千到一万五之间。他们住在合租的公寓或城中村的隔断房里，每天挤两小时的地铁上下班，午饭在公司楼下的快餐店解决，晚上回家刷手机到深夜。他们没有房产（也买不起），没有多少积蓄，没有任何资本性收入。他们的全部收入来源就是工资，而这份工资在支付完房租、伙食、交通、通讯等基本开销之后，所剩无几。
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定义来看，这个群体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他们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完全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但他们之所以被归入"小资产阶级下层"而非直接归入"无产阶级"，是因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仍然认同小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在文化和心理上与体力劳动者保持着距离，在自我认知上拒绝接受"工人"或"无产者"的身份。
这种意识与存在的脱节，是当代中国阶级分析中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大量的白领青年，明明在经济地位上已经是无产者，却在心理上认为自己是"中产"或至少是"准中产"。他们鄙视体力劳动，追求"白领"身份带来的虚假尊严，宁可在写字楼里拿五千块月薪做着毫无意义的文书工作，也不愿意在工厂里拿八千块月薪做技术工人。这种心态的形成，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教育体制灌输的"知识改变命运"神话、消费主义文化塑造的"白领=成功"形象、以及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体力劳动歧视传统。
但现实正在无情地粉碎这些幻觉。当大量大学毕业生涌入劳动力市场，当白领岗位的供给远远少于需求，当"学历贬值"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越来越多的白领青年开始意识到：所谓的"白领"身份不过是一层薄薄的遮羞布，在它下面，是与蓝领工人并无本质区别的被剥削处境。他们同样被"996"压榨着精力，同样面临着"35岁危机"的威胁，同样在住房、医疗、教育的重压下喘不过气来。唯一的区别是，他们在写字楼而非工厂里被剥削，他们用键盘而非扳手创造着剩余价值。
这个群体的政治态度正在发生微妙但重要的变化。过去，他们普遍接受"努力就能成功"的叙事，相信自己通过个人奋斗可以实现阶级跃升。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现，这个叙事是一个骗局。无论他们多么努力地工作、多么勤奋地"提升自己"，他们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房价越涨越高、工资增长停滞、晋升通道日益狭窄。"内卷"这个词的流行，正是这种幻灭感的集中表达。
"躺平"则是幻灭之后的消极反应。当他们意识到"努力也没有用"的时候，一部分人选择了最低限度的生存策略——只做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工作量，放弃一切"上进"的努力，用最少的消费维持最简单的生活。"躺平"在本质上是一种无组织的、个体化的阶级反抗——它拒绝了资本主义要求工人无限度地贡献劳动力的要求，但它没有提出任何替代性的方案。
这个群体是当代中国阶级斗争中最具潜力的力量之一。他们人数众多、教育水平较高、信息获取能力强、对社会不公有着切身体会。如果他们能够突破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认识到自己作为无产者的真实阶级地位，与蓝领工人建立起阶级团结，那么他们将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但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的实现还面临着巨大的障碍——阶级意识的薄弱、组织化程度的低下、以及小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残余影响。
第五章 城市基层劳动青年
在白领无产者之下，是城市基层劳动青年——即在城市中从事服务业、零售业、餐饮业、快递外卖等行业的年轻劳动者。他们是当代中国城市经济运转的基石，是消费社会的直接服务者，但同时也是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最被忽视和蔑视的群体之一。
这个群体的构成是复杂的。其中一部分来自城市本地的工人家庭，父辈就是工厂工人或基层服务人员；另一部分来自农村，是带着"进城改变命运"的梦想来到城市的年轻农民工（关于农民工，我将在下一章专门分析）；还有一部分是大学毕业后未能找到白领工作、被迫"降级"从事服务业工作的"高学历蓝领"。
这个群体的经济状况是窘迫的。他们的月收入通常在三千到六千之间（不同城市差异较大），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社会保障差。他们住在城市边缘的廉价出租房或集体宿舍中，饮食以最便宜的快餐为主，几乎没有任何休闲和文化消费。他们的工作往往没有固定合同、没有社保、没有带薪假期。生病了不敢去医院，受伤了没有工伤赔偿，被解雇了没有经济补偿。他们是城市中最脆弱、最无保障的群体。
在这个群体中，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是平台经济中的"零工劳动者"——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闪送员等。他们是数字资本主义创造的新型无产者。平台企业通过巧妙的法律架构——将劳动者定义为"独立承包商"或"合作伙伴"而非"雇员"——成功地规避了劳动法的几乎所有义务。骑手没有底薪、没有社保、没有劳动保护，他们的收入完全取决于接单量，而接单的规则、配送的路线、时间的限制全部由平台的算法决定。他们名义上是"自由的"——可以自己选择工作时间和地点——但实际上比传统的工厂工人更加不自由。工厂工人至少知道自己的老板是谁、规则是什么；而骑手的"老板"是一套不透明的算法，这套算法以不可预测的方式不断调整着规则，而骑手对此毫无发言权。
这个群体中弥漫着一种混合了疲惫、愤怒和无奈的情绪。他们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在烈日下奔跑、在暴雨中穿行、在深夜中送餐，换来的却是微薄的收入和社会的漠视。他们在商场和写字楼之间穿梭，为"中产阶级"递送着精致的外卖和快递，但他们自己连进入这些大楼的正门都没有资格——他们只能走货梯和后门。这种日常性的空间隔离和社会歧视，深刻地体现了阶级的存在。
从阶级意识的角度看，城市基层劳动青年的阶级意识是朴素的但直觉性的。他们未必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分析自己的处境，但他们对"穷人和富人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有着切身的感受。他们对社会不公的不满是真实的、强烈的，但由于缺乏组织化的渠道，这种不满往往只能以个体化的方式表达——在网上发牢骚、跟同事抱怨、偶尔与顾客或平台发生冲突。在极端情况下，个体化的愤怒可能以暴力的方式爆发——但这种爆发因为是无组织的、无方向的，所以除了给当事人带来更大的灾难之外，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这个群体是当代中国无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具有革命潜力的群体之一。他们受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对社会不公的感受最直接。如果有一天中国发生大规模的劳工运动，这个群体必然是最积极、最坚定的参与者。但在目前阶段，他们面临着严重的组织化困境：工作分散（特别是零工劳动者）、流动性强、缺乏固定的工作场所和稳定的同事关系，这些特点使得传统的工会组织模式很难适用于他们。如何在新的经济条件下组织起这个群体，是当代马列毛主义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六章 青年农民工
青年农民工是当代中国社会中最具有象征意义的群体之一。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核心矛盾：城乡矛盾、阶级矛盾、户籍歧视、劳动剥削。
当代中国的近三亿农民工中，青年人（18-35岁）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他们通常是在高中毕业或中专毕业后——有的甚至初中就辍学了——离开家乡的农村，来到沿海城市或省会城市的工厂、工地、餐馆、商场打工。与他们的父辈——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当代青年农民工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他们对农村的认同感很低，对城市的向往很强，但又被城市的制度性壁垒所排斥。他们既回不去农村（因为他们不会种地，也不愿意回到农村的贫困和闭塞中去），又融不进城市（因为户籍制度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之外）。他们是悬浮在城乡之间的"两栖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牺牲品。
青年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在当代中国的劳动者中属于较差的层次。他们的工资虽然比农村务农的收入高，但在城市中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他们住工厂的集体宿舍、工地的铁皮板房或城中村的群租房，八个人甚至十几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没有隐私、没有尊严。他们的工作时间通常在每天十小时以上，在赶工期时甚至要连续工作十六个小时。他们的劳动安全保障极差——建筑工地上的安全事故、工厂里的职业病（如尘肺病、化学中毒），年复一年地吞噬着他们的健康和生命。他们的劳动权益经常被侵犯——拖欠工资是家常便饭，有的包工头到了年底就携款跑路，一年的血汗钱打了水漂。
户籍制度是压在青年农民工身上的一座大山。因为没有城市户口，他们的子女不能在工作所在地的公立学校就读（或者只能就读但不能参加当地的升学考试），他们的医保不能在异地使用，他们无法享受城市的保障性住房和其他公共福利。这种制度性的歧视，使得青年农民工虽然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但永远是城市的"局外人"。
有一个事实必须被指出：户籍制度的本质，是一种变相的阶级隔离制度。它将中国公民分为两个等级——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并赋予他们不平等的权利和待遇。这种制度的存在，有利于资本对农民工劳动力的超额剥削：因为农民工在城市中没有完整的公民权利，他们只能接受更低的工资、更差的工作条件、更少的社会保障。如果没有户籍制度的限制，如果农民工能够自由地成为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那么资本就不得不为劳动力支付更高的价格——而这将直接减少资本家的利润。因此，户籍制度虽然在名义上是一种行政管理制度，但在实质上是一种服务于资本利益的阶级压迫制度。
青年农民工的阶级意识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对自身遭受的不公有着最直接、最深切的感受。他们知道自己被歧视、被剥削、被当作"二等公民"。他们在网络上的表达——对黑心老板的痛骂、对户籍歧视的控诉、对"资本家"的愤怒——透露出强烈的阶级情绪。另一方面，他们的阶级意识又是模糊的、碎片化的。他们往往将自己的困境归咎于个人运气不好（"投胎没投好"）、个人能力不够（"谁让我没上大学"）、或者某个具体的坏老板，而不是归咎于整个社会制度的不公。他们缺乏将个体经验上升为阶级认识的理论工具。
从革命潜力的角度看，青年农民工是当代中国无产阶级中最具有斗争性的群体之一。他们受压迫最深、反抗的动力最强。近年来发生的多起工人维权事件和罢工行动，大多是由农民工发起和参与的。但他们的斗争目前还停留在经济斗争的层面——争取被拖欠的工资、争取工伤赔偿、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还没有上升到政治斗争的层面。这种局限性，与他们缺乏阶级组织和阶级理论直接相关。
第七章 农村留守与返乡青年
在两亿九千万农民工大潮的背面，是一个常常被人遗忘的群体——留守在农村或从城市返回农村的青年。
农村留守青年的境况，比农民工更加艰难。他们留在农村，通常是因为没有条件外出打工——要照顾年迈的父母或年幼的子女，或者因为身体原因无法从事繁重的劳动。他们从事的是传统的农业生产或农村的零散打工，收入极低。中国农业的特点是人多地少、规模小、机械化程度低、市场化程度高但议价能力弱，农产品价格被中间商和市场波动所压制，辛苦一年的收入往往只够维持基本生活。
还有一些青年选择从城市返回农村。这些"返乡青年"中，一部分是在城市中找不到工作或失去了工作后被迫回乡的；一部分是对城市生活感到厌倦或绝望后主动回乡的；还有极少数是怀着"建设家乡"的理想主动回乡创业的。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回乡，他们面临的处境都是困难的：农村的经济机会有限，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匮乏，社会文化封闭。对于在城市中生活过的年轻人来说，重新适应农村生活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和物质的倒退。
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农村留守与返乡青年属于半无产阶级或贫苦农民阶层。他们拥有少量的土地（承包地），但这些土地的产出仅够糊口；他们偶尔从事雇佣劳动（如在附近的工地或工厂打零工），但这种劳动是不稳定的、临时性的。他们既不是完全的无产者（因为还有土地），也不是独立的小农（因为单靠土地无法生存）。他们处于一种半无产化的状态——在土地与工厂之间漂移，在农民与工人之间游荡。
这个群体的政治态度通常是消沉和保守的。他们远离城市的信息中心，接触不到多元化的思想和观点。他们的生活被沉重的经济压力和家庭责任所占据，没有精力关注更大的社会议题。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政治持冷漠态度——"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行了"。但这种冷漠的背后，隐藏着深层的不满和绝望。如果有一天，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农村矛盾进一步激化，这种沉默的不满可能以难以预料的方式爆发出来。
第八章 失业与半失业青年——流民无产者
最后一个需要分析的群体，是失业与半失业的青年——我将他们称为"流民无产者"。
这个群体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大。根据官方统计，2023年中国16-24岁青年的调查失业率曾一度超过20%，以至于官方后来不得不暂停公布这一数据——这本身就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但即使是官方数据，也远远低估了实际情况。因为官方的失业定义很窄——只有积极寻找工作但未找到的人才被算作失业。而大量的"躺平"青年、"啃老"青年、在家"备考"但实际上已经放弃就业的青年、从事极度不稳定的零工但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的青年，都不被计入失业统计。如果加上这些人，实际的青年失业率和半失业率可能远高于官方数字。
这个群体的构成是多样的。其中一部分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拿着大学文凭，但找不到与自己学历和期望相匹配的工作。在巨大的就业压力下，一些人选择继续考研、考公、考编，将求职的困难推迟到未来；另一些人则在反复投递简历、参加面试、被拒绝的循环中逐渐消磨了斗志，最终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还有一部分是从工厂、商店、餐馆等被裁员或辞退的年轻工人和服务人员——他们没有大学文凭，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更弱，找工作的难度更大。
流民无产者的生活状态是困顿的。他们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依靠父母的接济、打零工的微薄收入、或者消耗以前的积蓄度日。他们中的一些人住在父母家里"啃老"，另一些人在城市的廉价旅馆、地下室、甚至网吧中栖身。他们的社会关系日益萎缩——没有工作就没有同事，没有收入就没有社交，没有社交就没有归属感。他们成为社会的"隐形人"——统计数据看不到他们，媒体报道忽视他们，政策制定者遗忘他们。
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这个群体是当代中国社会中最不稳定、最具有潜在爆发力的力量。马克思曾用"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来描述那些被正常的生产过程排斥在外的底层群体，并对他们的革命潜力持怀疑态度——认为他们容易被反动势力收买和利用。但当代中国的流民无产者与马克思所描述的流氓无产阶级有着重要的区别：他们中的许多人受过一定的教育（甚至是大学教育），有较强的信息获取能力，对社会不公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不是因为个人的堕落而陷入困境的，而是被结构性的经济矛盾（就业岗位不足、劳动力过剩、教育与就业的错配）所排斥的。
这个群体目前的政治态度是消沉的——他们大多沉浸在个人的困境中，缺乏集体行动的意愿和能力。但我们不能忽视这种消沉背后蕴藏的巨大能量。历史告诉我们，大规模的青年失业从来都是社会动荡的前兆。当一个社会有大量的年轻人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出路、感受不到尊严时，任何一个火星都可能引爆巨大的社会冲突。阿拉伯之春的教训就在不远处：一个突尼斯青年小贩的自焚，引发了整个中东北非地区的政治剧变。
第九章 阶级意识的形成与阻碍
在对各个阶级群体进行了具体分析之后，我们需要回到一个总体性的问题：当代中国青年的阶级意识是怎样的？为什么阶级意识的形成如此困难？
当代中国青年阶级意识的总体状况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普遍薄弱。虽然不同阶层的青年对社会不公有着不同程度的感受和不满，但真正具有清醒的阶级意识——即能够认识到自己属于哪个阶级、自己的阶级利益是什么、阶级矛盾的根源在哪里、以及如何通过集体行动来改变自己的处境——的青年人是极少数的。
造成阶级意识薄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在这里集中分析最主要的几个。
第一个原因，是官方话语对阶级概念的系统性消解。自1978年以来，"阶级""阶级斗争"等概念被逐步从官方话语中清除。取而代之的是"社会阶层""利益群体""和谐社会"等模糊化的表述。学校教育中的政治课虽然仍然讲授马克思主义，但讲的是被阉割后的版本——只讲"发展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变革"；只讲"实事求是"，不讲"阶级分析"；只讲"改革开放"，不讲"资本主义复辟"。年轻人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接受的，是一套去阶级化的世界观。他们被教导去用"发展""竞争""创新""效率"等中性化的概念来理解社会，而不是用"阶级""剥削""压迫""斗争"等具有批判性的概念。
第二个原因，是消费主义文化对阶级认同的替代。在当代中国的消费主义文化中，个人的社会身份不是由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来决定的，而是由其消费能力来决定的。你是什么人，取决于你买什么牌子的衣服、开什么牌子的车、住什么档次的小区、吃什么级别的餐厅。这种以消费来界定身份的文化逻辑，有效地瓦解了阶级认同。一个月薪五千的白领和一个月薪五千的工厂工人，虽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是相似的（都是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但在消费文化中可能被划分到不同的"消费群体"——前者自认为是"白领消费者"，后者被归类为"下沉市场消费者"。消费的差异取代了阶级的共性，成为人们认识自我和认识社会的首要框架。
第三个原因，是社会原子化对集体意识的瓦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传统社会纽带的断裂，使得当代中国青年日益原子化。他们失去了传统社会中的宗族、邻里、单位等集体归属，也缺乏工会、社团、政党等现代化的组织载体。他们成为一个个孤立的个体，在市场中独自漂泊。原子化的个体很难形成集体意识，更难以进行集体行动。即使他们面临着共同的困境（如高房价、996、35岁危机），他们也倾向于将其视为"个人问题"而非"阶级问题"，试图通过个人的努力（跳槽、考证、"副业"）来解决，而不是通过集体的组织和斗争来改变。
第四个原因，是"个人奋斗"神话的意识形态功能。"只要努力就能成功"——这是当代中国最强大的意识形态神话之一。它将社会的结构性不公转化为个人的责任问题：你之所以穷，不是因为社会制度不公，而是因为你不够努力、不够聪明、不够有远见。这个神话的功能是双重的：它一方面激励个人进行自我剥削（主动加班、主动内卷、主动接受低薪），另一方面消解了对社会制度的质疑（既然成功取决于个人努力，那么制度就是公正的，穷人活该受穷）。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自身经验发现这个神话是虚假的——努力了也不能成功、奋斗了也买不起房、拼命了也逃不过35岁被淘汰——阶级意识才有可能萌生。
但我必须强调，阶级意识的萌生正在发生，尽管还很缓慢、很初级。"打工人"这个称呼的流行，就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当年轻人自称"打工人"时，他们实际上在进行一种朴素的阶级自我定位——承认自己是"为别人打工"的人，承认自己的劳动是被别人占有的。"韭菜"这个隐喻更加直白——它暗示着存在一个"割韭菜"的人和一个"被割"的人，存在着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牛马"则更进一步——它表达了劳动者被当作畜生一样使唤的愤怒。这些网络语言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阶级分析，但它们蕴含着阶级意识的萌芽。从"打工人"到"无产者"，从"被割韭菜"到"被剥削剩余价值"，从朴素的愤怒到自觉的阶级斗争——这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方向是对的。
第十章 总结：各阶级的革命态度与历史前途
现在，我们可以对当代中国青年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和革命倾向做一个总结了。
大资产阶级的青年继承者，是现存秩序最坚定的维护者。他们与无产阶级之间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他们是我们的敌人。
中等资产阶级的青年一代，总体上站在维护私有制的立场上，但在特定条件下（经济危机、垄断资本的挤压、官僚的盘剥）可能表现出对现状的不满。他们不是我们的朋友，但在反垄断、反官僚的斗争中可以成为暂时的同路人。
小资产阶级上层青年（所谓"中产"），是最动摇的群体。在经济繁荣时期，他们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在经济下行时期，他们中的一部分可能向左转移。争取他们认清自己的真实阶级地位，放弃"中产"的幻觉，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小资产阶级下层青年（白领无产者），是可以争取的重要力量。他们实际上已经是无产者，只是在意识上还没有完全接受这一事实。经济危机、失业威胁、"内卷"的无望，正在帮助他们认清现实。他们一旦觉醒，将成为有文化、有组织能力的先进力量。
城市基层劳动青年，是当代无产阶级的核心组成部分。他们受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反抗的本能最强烈。他们是我们最可靠的力量，也是最需要组织起来的力量。
青年农民工，是当代中国最受压迫的群体之一。他们承受着阶级剥削与户籍歧视的双重压迫。他们的斗争性最强，但组织化程度最低。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是当代马列毛主义者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农村留守与返乡青年，是最被遗忘的群体。他们的生活困苦、前途渺茫。他们的政治态度目前是消沉的，但他们蕴藏的不满不容忽视。
失业与半失业青年，是最不稳定的群体，也是最可能发生"突变"的群体。大规模的青年失业是社会动荡的温床。这个群体既可能成为进步力量的储备军，也可能被极端势力所利用。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当代中国青年中，具有革命潜力的力量是广大的——包括白领无产者、城市基层劳动青年、农民工、失业与半失业青年在内的广大劳动青年，在客观上都是现存剥削制度的受害者，在潜在上都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但这种潜力的实现，需要两个前提条件：第一，阶级意识的觉醒——使广大劳动青年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认识到个人困境的社会根源；第二，组织化的实现——使分散的个体凝聚为有共同目标和行动纲领的集体力量。
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结尾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今天，虽然时代已经不同了，阶级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阶级分析的方法论原则没有过时。认清敌友、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组织斗争——这仍然是一切进步力量必须遵循的基本路线。
历史的车轮不会停止转动。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正在日益尖锐化，而首当其冲承受这种矛盾压力的，正是广大青年。他们的觉醒、组织和行动，将决定中国的未来走向何方。
让我以毛主席的一句话来结束这篇文章："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但我要补充一句：这个"希望"不是抽象的希望，而是阶级的希望——是无产阶级青年认清自己的阶级地位、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为自身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的希望。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