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与当代中国的根本悖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庄严宣告，在资产阶级时代，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革命阶级，它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这一论断不是道德上的呼吁，而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科学分析所得出的必然结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方面将劳动者集中在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之中，另一方面又以私有制的形式攫取社会化劳动的全部成果，这一基本矛盾决定了无产阶级必然要以集体的力量反抗资本的统治，而这种反抗的最终形式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列宁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指出工人阶级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意识，必须由先锋队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使工人运动从自发的经济斗争上升为自觉的政治斗争。毛泽东则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将马列主义的工人运动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辟了一条工农联盟的革命道路，并在取得政权之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和文化大革命，探索了如何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伟大课题。

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当代中国，一个令人痛心的悖论摆在面前：这个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宪法定义的国家，其工人阶级的实际处境却与这一庄严宣告形成了尖锐的对照。宪法上的领导阶级，在现实中沦为被雇佣、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者；名义上的国家主人，在实际生产关系中不过是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理论上享有一切权利的无产阶级，在政治生活中被彻底边缘化，其集体行动的一切尝试都被严密监控和迅速压制。这一悖论的根源，不在于某个政策的偏差或某个官员的腐败，而在于自1978年以来逐步完成的资本主义复辟这一根本性的社会制度变迁。当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被大规模地瓦解，当劳动力重新成为商品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当资本的逻辑重新统治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和分配，工人阶级就不可避免地从国家的主人重新沦为被剥削的雇佣劳动者。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逻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阶级的地位。

正因如此，对当代中国工人运动的分析具有头等的理论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工人运动是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根本途径，是一切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工人阶级的觉醒和组织化，一切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都不过是书斋里的空谈。本文将从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构成与基本状况出发，分析近年来工人抗争行动的特点与规律，剖析官方工会的阶级性质与功能局限，探讨独立工人组织面临的困境，研究平台经济时代劳动者组织化的新难题，揭示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的障碍，借鉴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最终对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前途做出判断。

二、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构成与基本状况

要分析工人运动，首先必须搞清楚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究竟是怎样一个群体，它的规模有多大，内部结构如何，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怎样。这里所说的工人阶级，取其马克思主义的严格定义，即不占有生产资料、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者阶级。按照这一定义，当代中国的工人阶级绝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而是包括了一切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处于被雇佣地位的劳动者。

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个显著特征是规模极其庞大。根据各类统计数据综合估算，中国的雇佣劳动者总数已超过四亿人，如果加上农村中名义上拥有小块土地但实际上主要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半无产阶级化的农民，这一数字还要更大。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无产阶级群体，其数量超过了马克思时代整个欧洲的人口总和。然而，规模的庞大并不自动等于力量的强大。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描述法国小农时说过一个著名的比喻：他们好比一袋马铃薯，虽然数量众多，但彼此之间缺乏有机联系，无法形成统一的阶级力量。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尽管数以亿计的劳动者在客观上处于被剥削的共同地位，但他们在主观上远未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和组织力量。

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内部高度分化。这种分化表现在多个维度上，构成了工人阶级团结的严重障碍。从产业分布来看，工人阶级分布在制造业、建筑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业、零售与餐饮服务业、家政与护理服务业、平台经济等广泛的领域中，不同产业的劳动条件、工资水平、工作稳定性差异巨大。从地域来看，沿海发达地区的工人与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工人在收入和生活水平上存在显著差距。从户籍身份来看，拥有本地户籍的工人与外来务工的农民工之间存在着一道深刻的制度性鸿沟，后者在社会保障、子女教育、住房权利等方面遭受系统性的歧视。从雇佣形式来看，正式员工、劳务派遣工、临时工、平台"灵活就业者"之间的待遇差距巨大，而资本恰恰利用这种多层次的雇佣体系来分化工人、降低用工成本、规避法律责任。从代际来看，老一代工人（尤其是经历过国有企业改制的工人）和新一代工人（九零后、零零后）在观念、诉求、行动方式上也存在明显差异。

在工人阶级内部，最需要特别分析的是农民工群体。这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中最庞大、也是最受压迫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总数约为三亿人。农民工的独特地位在于，他们是被户籍制度人为制造出来的"二等公民"——在法律上他们是农民，在实际上他们是工人；在农村他们拥有一小块承包地（名义上的生产资料），在城市他们是纯粹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创造了城市建设和工业生产的巨大财富，却被城市体制所排斥和歧视。这种"半无产阶级"的身份使他们处于一种极其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是最彻底意义上的被剥削者，承受着低工资、长工时、恶劣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环境、随时被解雇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农村那块小小的承包地又充当着一种"社会安全阀"的功能，使他们在城市无法立足时可以退回农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走向激进化的动力。马克思所说的"产业后备军"的功能，在中国的农民工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他们的巨大数量和随时可替代性，���在岗工人构成了持续的竞争压力，使资本得以将工资水平压低到仅够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程度。

另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群体是所谓的"灵活就业者"，即在平台经济和零工经济中谋生的劳动者，包括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直播带货从业者等。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国的灵活就业人员已超过两亿人。这一群体的阶级属性需要准确界定：尽管平台企业竭力将他们包装为"独立承包商"或"合作伙伴"，以规避雇主责任和劳动法律的保护，但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实质地位是不折不扣的雇佣劳动者——他们不占有任何有意义的生产资料（一辆电动车或一部手机算不上生产资料），他们在平台算法的指挥和控制下劳动，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被平台资本所攫取，他们没有任何议价能力，随时可能被平台单方面"解约"。然而，他们与传统工厂工人的关键区别在于：他们在物理空间上是分散的，在时间上是碎片化的，在组织上是原子化的，彼此之间不存在传统工厂车间那种日常的、紧密的、面对面的社会联系。这种分散性和原子化，恰恰是平台资本主义区别于传统工厂资本主义的"优势"所在——它在不牺牲控制力的前提下，瓦解了劳动者集体行动的物质基础。

还必须提到的是原国有企业的工人阶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那场惨烈的国企改制浪潮中，数千万国有企业工人被"下岗分流"，他们不仅失去了铁饭碗的工作，也失去了附着在国企身上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全方位的社会保障。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无产阶级化——不，准确地说，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再无产阶级化，因为他们本来已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为了国家的主人，现在又被重新抛回了雇佣劳动者的地位。这一过程中的不公正——管理层以极低的价格将国有资产据为己有，工人被以微薄的"买断金"打发——构成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集体记忆中最深刻的创伤之一。尽管这一群体中的多数人现在已经步入中老年，其直接的抗争能力有所下降，但他们的经历和记忆，对于理解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情感和政治态度，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三、近年来工人抗争行动的特点与规律

尽管面临着种种不利条件，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抗争行动从未停止。事实上，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制以来，中国的劳动争议和集体行动一直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根据官方公布的劳动仲裁案件数据，案件数量从九十年代的每年数万件增长到近年来的每年上百万件。而这一官方数据还远远不能反映实际的劳动冲突规模，因为大量的工人抗争行动——包括非正式的怠工、集体上访、堵路抗议乃至罢工——从未进入仲裁和司法程序。各类非官方的劳动争议监测机构（如中国劳工通讯等）所记录的集体行动事件数量，远远超过官方统计。

对近年来工人抗争行动进行总体分析，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抗争的触发因素以防御性诉求为主导。当代中国工人的抗争行动，绝大多数是由以下几类具体问题触发的：拖欠工资（尤其在建筑业和制造业中极为普遍）、工厂关闭或搬迁导致的失业和经济补偿争议、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欠缴、劳动安全事故的赔偿、违法解雇、超时加班、克扣加班费等等。这些诉求的共同特征是防御性的——工人们不是在争取新的权利，而是在维护已经被法律所规定的、本应得到保障的基本权利。换言之，工人们甚至不是在要求法律之上的东西，而仅仅是在要求法律之内的东西。这一事实本身就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中国劳资关系的真实状况：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已经到了连现行法律框架所设定的那条极低的底线都肆无忌惮地突破的程度。

第二个特点是抗争的形式以分散的、个案式的、非组织化的行动为主。当代中国工人的抗争，绝大多数局限于单一工厂、单一企业、单一项目的范围内，缺乏跨企业、跨行业、跨地域的横向联合。工人的行动往往是在忍无可忍之后的突然爆发，缺乏事先的组织准备和策略规划，也缺乏持续的领导核心和组织架构。一次抗争行动通常以某种方式结束后（或达成部分和解，或被强制驱散，或工人自行散去），参与者便各自回到原来的原子化状态，不会形成持久的组织积累。列宁在《怎么办？》中所描述的工人运动从分散的经济斗争上升为有组织的政治斗争的过程，在当代中国几乎还没有真正开始。

第三个特点是抗争的行动者主要集中在特定群体和行业中。建筑业的农民工是劳动抗争中最活跃的群体之一，这与建筑业普遍存在的层层转包、恶意拖欠工资的行业顽疾直接相关。制造业工人（尤其是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出口加工企业工人）的集体行动也较为频繁，其中2010年的南海本田罢工和2014年的裕元鞋厂罢工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近年来，平台经济中的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的抗议行动也日益增多，尽管其形式更加分散和短暂。相比之下，国有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中有稳定就业的工人的抗争行动相对较少，这并非因为他们没有不满，而是因为他们有更多的"失去"——稳定的工资、社保、住房等——使他们在采取集体行动时面临更高的机会成本。

第四个特点是抗争与政治诉求之间存在明显的断裂。当代中国工人的抗争几乎完全局限于经济领域——要工资、要赔偿、要补缴社保——而极少触及政治性的诉求，如组建独立工会的权利、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利、劳动立法的民主化等。即使是在最激烈的集体行动中，工人们也往往自觉地回避任何可能被视为"政治化"的表达，以免招致更严厉的打压。这种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的断裂，一方面反映了当前高压维稳体制对工人政治化的有效遏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薄弱——大多数工人还没有认识到，他们在经济上的困境归根到底是政治权力的丧失所导致的，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处境，仅仅争取几个月的欠薪是远远不够的。

第五个特点是国家在劳资冲突中扮演着复杂的多重角色。在当代中国的劳资关系中，国家（政府）并不是一个中立的仲裁者，而是深度介入其中的利益相关方。在地方层面，政府官员出于维护"营商环境"、吸引投资、推动GDP增长的考虑，往往倾向于站在资本一边压制工人的抗争。但与此同时，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需要，政府又不得不在某些情况下介入调解劳资冲突，甚至在工人的压力下迫使企业做出一定让步。这种"既要保护资本又要维持稳定"的矛盾立场，使国家在劳资关系中呈现出一种"选择性回应"的模式：对于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尖锐冲突，给予一定程度的关注和调解；对于分散的、个体的、不构成"维稳"压力的劳动争议，则基本放任资本为所欲为。这种模式的实质，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根基的前提下，通过行政手段对阶级矛盾进行表面的、临时的、个案式的缓解。

四、官方工会的阶级性质与功能局限

在分析当代中国工人运动的困境时，不能绕开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官方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各级组织——的性质和作用。名义上，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代表和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然而，对其实际运作进行阶级分析，我们不得不得出一个不容回避的结论：官方工会在当代中国的劳资关系中，本质上不是工人阶级的组织，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其首要功能不是代表工人与资本抗争，而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调解劳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防止工人的自主组织化。

这一判断并非出于主观偏见，而是基于对官方工会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实际行为的客观分析。从组织结构上看，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组织，其各级领导人不是由工人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上级任命或由同级党委推荐的。工会干部的身份本质上是国家干部，其升迁、考核、薪酬都纳入国家干部管理体系，他们对上级组织和同级党委负责，而不是对基层工人负责。这种组织结构决定了工会领导人缺乏为工人利益而与资本和地方政府进行真正博弈的动力和能力。从运行机制上看，《工会法》虽然赋予了工会一系列权利，但同时也明确规定工会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必须"维护社会稳定"。在实践中，"党的领导"和"维护稳定"这两条原则构成了对工会行为的根本性约束，使得工会在面对劳资冲突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工人的权益最大化，而是如何在不激化矛盾、不影响稳定的前提下"调解"问题。

更为严重的是，在大量的非公有制企业（包括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中，企业工会的组建和运作往往完全被企业管理层所控制。许多企业的工会主席由企业的人力资源总监或其他管理人员兼任，工会经费由企业拨付，工会活动由企业安排。这种"老板工会"或"黄色工会"的存在，使得工会在这些企业中完全丧失了代表工人利益的功能，沦为企业管理的辅助工具和装点门面的摆设。工人们对此心知肚明——在许多调查中，工人们普遍表示"有事不找工会"，因为他们从经验中知道工会帮不了他们，甚至可能出卖他们。这种对工会的普遍不信任，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组织化困境的一个重要维度。

应当指出的是，将当代中国官方工会的问题完全归结为个别工会干部的腐败或不作为，是一种表面化的、改良主义的分析。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工会干部个人的道德品质，而在于整个工会体制的结构性质——一个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对上负责而非对下负责、以维护稳定而非维护工人权益为首要目标的组织，无论由谁来领导，都不可能真正发挥工人阶级自主组织的功能。这一体制性的问题，不是通过"工会改革"或"增强工会活力"的技术性调整就能解决的，它涉及的是当代中国国家性质和政治体制的根本问题。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一个将"维护稳定"（即维护现存社会秩序，亦即维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作为首要政治目标的国家，不可能允许一个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真正具有动员和组织工人能力的工会存在——因为这样的工会必然会对资本的利益构成挑战，进而对整个现存社会秩序构成威胁。

这里有必要做一个历史的对比。在毛泽东时代，尽管工会组织同样是在党的领导下运作的，但由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工人阶级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是根本不同的——他们至少在理论上和制度上是企业的主人而非雇佣劳动者。在那种条件下，工会的主要功能是组织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开展劳动竞赛、进行政治学习和文化活动，而非在劳资对立的框架中代表一方与另一方进行博弈。当然，毛泽东时代的工人民主也存在着严重的不足，文化大革命正是毛泽东试图突破官僚体制、实现工人阶级真正当家作主的一次史无前例的尝试（尽管这一尝试最终未能成功）。但无论如何，当经济基础从公有制转变为以私有制为主导的混合经济之后，工会的性质和功能就面临着根本性的转变压力——它要么真正转型为代表工人与资本博弈的独立组织，要么就沦为国家管控工人的工具。当代中国的官方工会走的是后一条路。

五、独立工人组织的困境与国家的系统性压制

既然官方工会无法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那么工人阶级能否通过建立自己的独立组织来争取权益呢？这个问题触及了当代中国工人运动最尖锐的政治神经。答案是明确的：在当前的政治体制下，任何试图建立独立工人组织的努力，都遭到了国家机器迅速而严厉的压制。

近年来最具标志性的案例是2018年的佳士科技工人维权事件。深圳佳士科技公司的工人为争取组建工会的合法权利而发起的抗争行动，不仅遭到了企业的打压和地方政府的干预，更引人注目的是一批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前往声援，试图将工人的经济斗争上升为更广泛的政治行动。这一事件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工人被拘捕，声援的学生被抓、被失踪、被迫"认错"，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学生社团被取缔，劳工NGO被关闭，一场系统性的清洗随之展开。佳士事件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个工厂维权事件的范畴——它以最赤裸裸的方式暴露了一个荒诞的现实：在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工人争取组建工会的权利被视为危害社会稳定的行为而遭到镇压，而前去声援工人的马克思主义青年则被当作危险分子而遭到清洗。这一事件是对当代中国国家性质最有力的阶级分析——一个压制工人组织权、清洗马克思主义者的国家，无论其宪���和官方话语如何自我标榜，在阶级本质上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的国家。

佳士事件并非孤例。在此之前和之后，一系列致力于劳工权益的民间组织和个人遭到了持续的打压。多家长期在珠三角地区为工人提供法律援助、集体谈判培训和权益倡导服务的劳工NGO被关闭或被迫停止运作，其负责人被拘捕或被迫离开这一领域。这些组织的活动内容其实是相当温和的——它们并没有号召推翻现政权或建立独立政党，而主要是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帮助工人争取合法权益、培训工人进行集体谈判。但即使是这种温和的、改良主义性质的劳工工作，也被当局视为对社会稳定的威胁而予以清除。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当局所担心的不仅仅是激进的政治行动，而是工人阶级组织化本身——无论这种组织化采取多么温和的形式，只要它有可能使分散的工人凝聚为有集体意识和行动能力的力量，就会被视为威胁。

国家对工人自主组织化的系统性压制，采取了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在法律层面，现行的工会法和社团管理条例有效地垄断了工会组建的渠道，使得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体系之外组建任何形式的工人组织都缺乏法律依据，甚至可能被以"非法组织"的名义追究法律责任。在技术层面，日益完善的数字监控体系（包括社交媒体监控、大数据分析、面部识别等）使得工人之间的地下组织和联络变得极为困难。在行政层面，地方政府通过对劳工NGO的登记管理、资金审查、活动限制等手段，有效地压缩了这些组织的生存空间。在司法层面，"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颠覆国家政权"等弹性极大的罪名，为打压劳工活动人士提供了便利的法律工具。在意识形态层面，官方媒体将独立的劳工组织和活动人士描绘为"受境外势力资助和操纵"的颠覆力量，从而在舆论上孤立他们，剥夺他们在社会中的正当性。

这里存在一个深刻的理论悖论，值得我们认真思考。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没有组织，工人不过是一盘散沙，任资本宰割；有了组织，工人才能形成集体的力量，与资本进行有效的博弈乃至根本的对抗。因此，工人的组织权（结社自由）是一切劳动者权利的基础和前提。一个剥夺了工人组织权的制度，无论在其他方面做出多少"惠民"政策，都不可能从根本上保障工人的利益——因为在缺乏组织力量的情况下，任何"自上而下"的恩赐都是不稳定的、可逆的、附条件的。当代中国的现实正是如此：劳动法律中的许多保护性条款之所以被普遍违反而工人无力追究，根本原因就在于工人缺乏有组织的集体力量来迫使资本遵守法律。法律条文上的权利，如果没有组织力量来保障其实施，就不过是一纸空文。

六、平台经济时代劳动者组织化的新难题

如果说传统产业中的工人组织化主要面临的是政治性的外部压制，那么在平台经济这一资本主义最新发展形态中，劳动者的组织化还面临着一系列由技术和经济结构变革所带来的新型困难。这些困难不是简单地叠加在政治压制之上，而是与政治压制相互交织、相互强化，使平台劳动者成为当代工人阶级中最难组织化的群体之一。

平台经济对劳动者组织化构成的第一个结构性障碍是劳动关系的法律模糊化。平台企业普遍采用"合作关系"或"承揽关系"的名义来界定与劳动者的关系，拒绝承认劳动关系的存在。外卖骑手被定义为"合作骑手"而非雇员，网约车司机被定义为"合作伙伴"而非雇员。这种法律上的障眼法不仅使劳动者丧失了劳动法所赋予的各项保护（最低工资、加班费、社会保险、经济补偿等），也使他们丧失了以"工人"身份组建工会或进行集体谈判的法律基础。如果你在法律上不是"工人"，你如何以"工人"的名义组建工会和进行抗争？平台资本正是利用了这一法律灰色地带，既像雇主一样控制和剥削劳动者，又像发包方一样逃避雇主应承担的一切责任。

第二个结构性障碍是劳动过程的空间分散化和时间碎片化。传统工厂将数百乃至数千工人集中在同一个物理空间中进行朝九晚五（或轮班制）的劳动，这种集中性和规律性为工人之间的日常交往、信息共享、情感联结和集体行动提供了天然的物质条件。正是在工厂车间的日常互动中，工人们分享各自的不满、讨论共同的处境、形成对资本的共同认识，从而逐步产生阶级意识的萌芽。然而，平台经济从根本上瓦解了这种集中性：外卖骑手各自奔走在城市的街道上，网约车司机各自坐在自己的车里，他们之间的交集是偶然的、短暂的、表面的。他们没有共同的工作场所，没有固定的同事关系，没有可以在午餐时间或下班后聚在一起交谈的公共空间。这种物理上的分散和社会联系的稀薄，使得阶级意识的自发产生变得极为困难。

第三个结构性障碍是算法管理对集体行动的技术性瓦解。平台企业通过算法实现了对劳动过程的精细控制——派单算法决定工人接到什么样的订单，定价算法决定工人获得多少报酬，评价算法决定工人的"信用分"和未来的接单机会，奖惩算法通过实时的激励和惩罚引导工人的行为。这种算法控制不仅是一种高效的劳动管理手段，也是一种强有力的反组织化机制。当一部分骑手试图通过集体拒绝接单来抗议降薪时，算法可以立即将订单分配给其他骑手或新注册的骑手，从而使抗议行动失去效力。当某些司机被识别为"不稳定因素"时，算法可以通过减少派单、降低优先级等方式悄无声息地对其实施惩罚，无需任何正式的纪律处分程序。这种"算法专制"比传统工厂中管理者的"人治专制"更加隐蔽、更加精准、更难以抵抗。

第四个结构性障碍是劳动者群体内部的激烈竞争。平台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劳动力供给的高度过剩——由于进入门槛极低（有一辆电动车和一部手机就可以注册成为外卖骑手），加之大量失业和半失业人口的存在，平台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这种竞争使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彼此为敌"而非"阶级兄弟"的特征——别人的加入意味着自己订单的减少，别人的退出意味着自己机会的增加。马克思早就指出，工人之间的竞争是资本维持低工资和高利润的基本手段，而工人组织的首要功能就是克服这种内部竞争、将竞争转变为团结。然而，在平台经济的条件下，由于劳动力供给的高度过剩和进入退出的极度便利，克服内部竞争的难度比传统产业要大得多。

尽管面临上述重重障碍，平台劳动者的抗争行动仍然不断发生。外卖骑手在各地的自发罢送事件，网约车司机的集体停运抗议，快递员对降薪裁员的抗议等，时有发生。这些行动通常具有以下特征：突发性强（往往由某一具体事件触发，如降低单价、增加惩罚等），持续时间短（通常只有数小时至数天），地域范围有限（通常局限于某一城市或某一区域），组织化程度低（依靠社交媒体群聊进行松散的信息传播和行动协调，缺乏稳定的领导核心和组织架构），诉求单一（通常针对某一具体的不满，如恢复原有单价等）。这些特征表明，平台劳动者的抗争目前仍然处于极为初级的自发阶段，距离形成有组织的、持续的、有明确纲领的工人运动还有很远的距离。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些自发行动本身就是阶级矛盾的表现，是工人阶级在最不利条件下仍然不甘于完全屈服的证明，其中蕴含着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七、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的障碍与突破的可能

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了一个至今仍然具有深刻启发性的论断：工人阶级依靠自身的力量只能产生工联主义的意识，即争取改善具体劳动条件的意识，而不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的意识，即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社会主义意识必须从外部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这一任务需要由掌握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革命知识分子组成的先锋队来完成。这一论断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同样成立，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还面临着一些列宁时代所不具有的特殊障碍。

第一个障碍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渗透。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消费主义已经成为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之一。它通过无处不在的广告、媒体、社交网络和流行文化，持续不断地向劳动者灌输一套以个人消费为中心的价值观：成功等于赚钱，幸福等于消费，人的价值等于其购买力。这套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在于，它将劳动者的注意力从生产领域（即剥削发生的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即似乎人人平等的领域），从阶级的集体处境转移到个人的消费欲望，从社会结构的变革转移到个人境遇的改善。一个被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完全俘获的工人，不会思考"为什么我创造的价值被老板拿走了大部分"，而只会想"我怎样才能挣更多的钱来买更好的手机"。消费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最有效的精神麻醉剂，它使劳动者在被剥削的同时感到自己是"自由的消费者"，从而丧失了对剥削关系本身的批判意识。

第二个障碍是个人奋斗神话的深入人心。"只要你足够努力，你就能成功"——这一信条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它将成功归因于个人的能力和努力，将失败归因于个人的懒惰和无能，从而系统性地遮蔽了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对个人命运的决定性影响。当一个外卖骑手在烈日下奔波十二小时却只能勉强维持生存时，个人奋斗神话告诉他的不是"这个制度在剥削你"，而是"你还不够努力"或"你以前没有好好读书所以才沦落到这个地步"。这种将结构性的阶级压迫内化为个人的自责和焦虑的意识形态机制，是极其强大的——它使劳动者不仅不去反抗压迫者，反而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自己，从而在心理上解除了反抗的武装。

第三个障碍是民族主义对阶级意识的替代和覆盖。在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格局中，民族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国家主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阶级话语成为官方动员群众的主要意识形态工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国崛起""中国梦"等话语体系，将不同阶级的人整合到一个统一的"民族"或"国家"叙事之中，掩盖了国内深刻的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当一个工人被告知"我们都是中国人""国家强大了我们都好了"时，他就被引导去将自己的身份认同建立在"民族"而非"阶级"之上，去将外国（尤其是美国）而非国内的资本家视为自己的敌人。民族主义是统治阶级用来分裂国内无产阶级（将工人按照民族、国籍来划分而非按照阶级来团结）和模糊阶级矛盾的传统手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指出"工人没有祖国"，列宁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第二国际的社会沙文主义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当代中国官方民族主义的阶级功能与此一脉相承。

第四个障碍是户籍制度和地域差异对工人阶级统一性的分裂。前文已经分析过农民工的独特地位，这里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户籍制度不仅造成了经济利益上的不平等，更在意识形态上制造了工人阶级内部的身份认同分裂——城市户籍工人视农民工为外来竞争者而非阶级兄弟，农民工则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身份撕裂中难以形成稳定的阶级归属感。地域差异和方言障碍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分裂。这种内部的身份分裂，是工人阶级形成统一阶级意识的严重障碍。

第五个障碍是数字监控和言论管制对阶级话语传播的封锁。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传播本应更加便利，但当代中国严密的网络审查体制有效地阻止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话语在网络空间中的传播。涉及阶级矛盾、工人运动、罢工行动的信息被迅速删除，相关的网络社群被关闭，传播者被追究责任。讽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虽然可以在书店里合法购买，但当有人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用于分析当代中国的现实时，就会触碰到言论管制的红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一个荒诞处境是：它作为一种抽象的学术理论和官方意识形态的装饰品是被允许存在的，但作为一种分析当代社会阶级矛盾的活的武器却是被禁止的。

然而，尽管存在上述种种障碍，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并非完全没有突破的可能。辩证唯物主义教导我们，意识归根到底是由存在决定的。当工人阶级的实际生活处境持续恶化，当"努力就能成功"的神话被越来越多的人亲身经历所否定，当消费主义所许诺的美好生活离自己越来越远，当房价、教育、医疗等大山沉重地压在每一个劳动者身上时，再精巧的意识形态遮蔽也会出现裂缝。事实上，我们已经可以在当代中国的网络话语中观察到一些有意义的变化：996工作制引发的广泛讨论和反对，"内卷""躺平""润"等网络用语背后对现存秩序的消极反抗和不认同，打工人自嘲背后对雇佣劳动处境的朦胧认识，对资本家和富人的弥漫性愤怒和不满——这些现象虽然还远不是自觉的阶级意识，但它们至少表明消费主义和个人奋斗的神话正在遭到越来越多人的经验性质疑。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质疑还需要被理论武装起来，从个体的抱怨上升为集体的认识，从对具体现象的不满上升为对整个制度的批判，从消极的"躺平"转变为积极的反抗。而这一转变过程，恰恰需要革命理论的介入。

八、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历史经验与现实路径

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理论的一个核心命题是：工人阶级的斗争必须从自发的经济斗争上升为自觉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争取工资、工时、劳动条件的改善）固然重要，它是工人阶级斗争的出发点和日常形式，但如果仅仅停留在经济斗争的层面，就永远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工人阶级被剥削的地位。因为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变，只要生产资料仍然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资本就总能通过各种手段（技术革新、转移产业、引入廉价劳动力、通货膨胀等）夺回工人在经济斗争中取得的成果。只有政治斗争——即争取国家政权、改变社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人阶级的命运。

这一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的上升，在历史上从来不是自动完成的。回顾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这一过程经历了漫长的摸索和曲折的斗争。在英国，宪章运动是工人阶级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行动，工人们要求普选权等政治权利，但最终未能成功。此后英国的工人运动长期局限于工联主义的框架内，通过工会争取经济利益的改善，而将政治变革的目标束之高阁——列宁对英国工联主义的批判至今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度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了强大的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组织，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背叛了国际主义原则，此后又在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影响下日益蜕变为体制内的改良主义政党。在俄国，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成功地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通过严密的组织、正确的策略和坚定的革命意志，领导工人阶级在1917年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从这些历史经验中，我们可以提炼出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上升的几个关键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革命理论的武装。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列宁的这一名言已被历史反复证实。工人阶级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才能认清自己的阶级地位，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内在矛盾，明确斗争的方向和目标。理论不是抽象的学术游戏，而是照亮前进道路的灯塔。没有理论的指导，工人运动就只能在自发的经济斗争中原地打转，永远无法上升到改变社会制度的高度。

第二个条件是先锋队组织的建立。列宁主义的建党理论强调，工人阶级需要一个由最先进、最坚决、最有远见的分子组成的先锋队政党来领导。这个先锋队不是自封的精英，而是在实际斗争中经受考验、赢得工人信任的革命者。先锋队的任务不是代替工人阶级行动，而是将革命理论带到工人运动中去，帮助工人提高阶级觉悟，协调和引导工人的集体行动，使分散的、局部的、自发的抗争汇聚为统一的、全局的、自觉的运动。

第三个条件是广泛的阶级联盟。工人阶级虽然是最革命的阶级，但仅凭自身的力量不一定能够完成推翻整个旧制度的任务。它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和阶层，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在当代中国的条件下，工人阶级的天然盟友包括：广大的农民（尤其是失地农民和贫困农民）、被挤压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下层（白领无产者、小个体经营者等）、进步的知识分子等。工农联盟尤其具有关键意义——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成功实践的工农联盟路线，对当代同样具有启示价值。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转回当代中国的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上述三个条件在当前都远未具备。革命理论的传播被严密的言论管制所阻断，先锋队组织的建立被严厉的政治压制所禁止，广泛的阶级联盟更是无从谈起。在这种条件下，当代中国工人运动从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的上升面临着极其巨大的困难。然而，困难不等于不可能。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一客观规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当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当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恶化到一定程度，当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达到一定程度，量变就会引起质变，沉寂就会被打破。我们的任务不是坐等这一天的到来，而是在现有条件下尽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传播理论、联络群众、积累经验、培养干部。

在当前的具体条件下，有几个方面的工作是可以而且应该着手进行的。其一是理论传播工作。尽管面临审查和管制，但通过各种合法和灰色地带的渠道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分析当代社会的阶级矛盾、记录和传播工人抗争的信息，仍然是可以做到的。互联网的审查虽然严密，但并非无懈可击——信息总能找到传播的缝隙。其二是社会调查工作。深入工人群众之中，了解他们的真实状况、诉求和想法，建立与工人的联系和信任。毛泽东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原则对于当代的理论工作者同样适用。其三是经验积累。认真总结每一次工人抗争行动（无论成功还是失败）的经验教训，为未来的运动提供参考和借鉴。其四是国际联络。与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左翼力量保持联系和交流，学习其他国家工人运动的经验，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国际声援和支持。

九、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借鉴

当代中国工人运动虽然面临着许多特殊的困难，但它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如何在不利的政治条件下组织工人、如何从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如何应对国家和资本的联合压制——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中都有先例可循。认真研究和借鉴这些国际经验，对于当代中国的工人运动具有重要价值。

第一个值得借鉴的经验是韩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历程。韩国工人阶级在朴正熙和全斗焕军事独裁政权下的组织化经历，与当代中国的工人运动有着高度的可比性。在韩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成为工厂工人，他们面临着低工资、长工时、恶劣的劳动条件和独裁政权对工人运动的严厉压制——这些与当代中国工人的处境惊人地相似。韩国官方也有一个被纳入政府体系的御用工会（韩国劳动组合总联盟），其功能与中国的全总如出一辙。然而，韩国工人阶级最终成功地突破了独裁政权的压制，在1987年的"工人大斗争"中爆发出强大的力量，迫使政权进行民主化改革，并在此后建立了独立的民主工会组织（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韩国工人运动的几个关键经验值得注意：一是地下组织的长期积累——在公开组织被禁止的条件下，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工人活动家通过地下方式进入工厂，进行长期的、耐心的组织工作；二是工学联盟——大量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放���舒适的生活，深入工厂与工人共同劳动和斗争，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三是宗教组织的中介作用——基督教（特别是天主教）的教会和社会团体为被压制的工人运动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伞和活动空间；四是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结合——韩国工人运动始终将争取经济权益的斗争与争取民主和政治权利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

第二个值得借鉴的经验是巴西工人党和无地农民运动的经验。巴西工人党由工会领导人卢拉在1980年创建，它是一个从工人运动中直接产生的政党，将工会组织、社会运动和政党政治有机结合在一起。尽管巴西工人党在执政后逐渐向右转、背离了最初的纲领（这本身也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但它从无到有的创建过程对于理解工人阶级如何在发展中国家的特定条件下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具有参考价值。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则提供了另一个有价值的案例——它成功地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通过直接的土地占领行动来争取土地改革，其组织方式和斗争策略对于理解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也有借鉴意义。

第三个值得研究的是欧洲工人运动中工人自我教育和文化建设的传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不仅建立了工会和政党，还建立了广泛的工人教育机构、工人文化组织、工人合作社和工人媒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无产阶级公共领域"。这些组织和机构的功能不仅在于提供具体的服务，更在于培育工人的阶级意识、建立工人的集体认同、传播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价值观。在当代中国的条件下，虽然建立正式的工人教育组织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但通过各种非正式的渠道（读书小组、网络论坛、线下聚会等）开展工人自我教育活动，仍然是可以探索的方向。

第四个应当严肃研究的教训是各国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危险。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到考茨基的中派主义，从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到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右转，从苏联共产党的官僚化蜕变到中国自身的资本主义复辟——工人运动在取得一定成就后遭到改良主义的侵蚀和蜕变，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历史规律。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改良主义的批判，毛泽东对修正主义的警告和对"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不断强调，都具有深刻的历史远见。当代中国工人运动如果有朝一日重新兴起，也必然会面临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威胁——有人会主张在不改变现存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渐进改良来改善工人处境，有人会主张与资本和国家进行"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赢"，有人会以"现实主义"为名义反对一切激进的目标和手段。对此，我们必须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场，不被改良主义的蝇头小利所收买，始终将目光放在推翻整个剥削制度的根本目标之上。

当然，在借鉴国际经验时，我们必须始终牢记毛泽东的教导：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任何简单照搬外国模式的做法都是教条主义的，必然会脱离中国工人阶级的实际状况和需要。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庞大的人口规模、独特的政治体制、复杂的城乡关系、深厚的历史传统——这些决定了中国工人运动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经验没有价值，恰恰相反，正是通过与国际经验的对比和参照，我们才能更清楚地认识中国的特殊性，从而找到更符合实际的路径。

十、工人阶级的历史前途与当代中国的未来

在本文的最后，我们必须正面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前途何在？在重重困难面前，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还有希望吗？

对这个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给出的回答是明确的：有。这不是出于盲目的乐观或革命的浪漫主义，而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的科学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占有的私人化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不会因为技术的进步、管理的改善或政策的调整而消失，相反，它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加剧，最终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当代中国的现实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印证着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产值位居世界第一；另一方面是劳动者境遇的持续恶化——工资增长远远赶不上房价、教育、医疗等生活成本的飙升，劳动时间越来越长，工作越来越不稳定，未来越来越不确定。一方面是少数人的巨额财富积累——中国的亿万富翁数量已跃居世界前列；另一方面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压力持续加大——六亿人月收入不足一千元的数据虽然出自官方之口，却足以触目惊心。这种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它必然会不断激化阶级矛盾，为工人阶级的觉醒和行动提供越来越强大的物质推动力。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从客观矛盾的积累到主观力量的形成，中间存在着一个漫长的、复杂的、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资本主义不会自动崩溃，工人阶级也不会自动觉醒。矛盾的激化是革命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如果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有效的组织领导，激化的矛盾也可能导致法西斯化、民族主义的疯狂、社会的全面崩溃或其他灾难性的后果，而不是走向进步和解放。20世纪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了这一点：在资本主义危机最深重的时候，如果工人阶级的力量不足以引领社会走向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就会诉诸法西斯主义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运动就是在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极度激化的背景下兴起的。

因此，当代中国工人阶级面临的最根本的任务不是等待矛盾的自行爆发，而是在矛盾积累的过程中做好一切可能的准备。这种准备包括：理论的准备——学习和传播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理论，运用这些理论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矛盾，形成对社会现实的科学认识；组织的准备——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建立和巩固工人的各种联系和组织形式，从最简单的互助小组到较为系统的学习和行动网络；干部的准备——培养一批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实践能力、既有革命热情又有斗争智慧的骨干力量；群众基础的准备——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与普通工人建立联系、赢得信任、了解需求、积蓄力量。

最后，我们必须回到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深刻思考。毛泽东在其最后的岁月里反复告诫全党全国人民，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历史证明，毛泽东的这一警告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在他去世后不久就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很大程度上被葬送。但毛泽东的思考留下的最宝贵遗产不是悲观的宿命论，而是对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启示：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劳永逸的，它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曲折的历史过程；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仍然面临着失去政权的危险，要防止复辟就必须持续地发动群众、教育群众、依靠群众；任何脱离群众的官僚集团，无论其最初的革命credentials多么辉煌，都有蜕变为新的剥削阶级的可能。这些认识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价值。

当代中国工人阶级所面临的处境是严峻的，但严峻不等于绝望。历史从来不是一条平坦的直线，而是充满了曲折、反复和突变。在旧的剥削制度看似坚不可摧的时候，在被压迫者看似完全沉默的时候，矛盾的积累从未停止，反抗的种子从未死亡。正如毛泽东所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不知道质变的时刻何时到来，但我们知道它必然会到来——因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得到根本解决，因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不可能永远安于被少数人剥削和压迫的命运。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个必然趋势要通过无数人的自觉努力才能变成现实。每一次理论的传播，每一次组织的尝试，每一次斗争的经验，都是在为这个最终的目标积蓄力量。

同志们，让我们记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最后一章中那段振聋发聩的话："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而是一个科学的预见。当代中国的工人阶级虽然暂时处于分散和沉默之中，但他们的力量正在积蓄，他们的觉悟正在萌发，他们终将以自己的方式登上历史的舞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