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一个不能回避的根本问题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争中，没有哪个问题比"如何定性当代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位置"更具争议性，也没有哪个问题比这个问题更直接地关系到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战略。这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学术游戏，而是一个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政治判断——因为对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中的定位不同，由此引出的政治立场和行动纲领就截然不同。

如果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或正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那么无产阶级就应当保卫这个国家、支持它的对外政策、将中美矛盾理解为社资之争。如果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帝国主义强国，那么无产阶级就应当反对其对外扩张和对外剥削，将中美矛盾理解为两个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霸权争夺。如果中国是一个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被剥削地位的半外围国家，那么无产阶级就应当将反帝与反对国内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如果中国是一个兼具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双重身份的"次帝国主义"国家，那么分析和对策就需要更加复杂和细致。

遗憾的是，在当代中国的左翼话语中，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是极其严重的。一大批自称"左派"或"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以"反美帝"为旗号，不加分析地为中国资本的一切对外行为辩护，将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中的扩张美化为"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实践，将中美竞争理解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决"。这种立场的理论基础是站不住脚的——它建立在"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未经论证的前提之上。而前几篇文章的分析已经充分证明，当代中国在经济基础、阶级结构和上层建筑等各个方面都已经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将其定性为"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本文的任务，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特别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以及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对当代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位置进行严谨的阶级分析。我们不预设结论，而是从事实和理论出发，通过对中国在全球生产分工、贸易关系、资本流动、地缘政治中的实际角色进行具体分析，得出经得起检验的判断。

二、理论工具的准备：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当代适用性

在展开具体分析之前，有必要先梳理我们所使用的理论工具。列宁在1916年完成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分析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经典之作，其基本框架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同时也需要根据一个世纪以来世界的变化进行适当的更新和发展。

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定义包含五个基本特征：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产生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融合为金融资本，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金融寡头；资本输出（不同于商品输出）获得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形成了瓜分世界的国际资本家垄断同盟；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领土分割完毕。列宁将帝国主义概括为"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它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

列宁理论的核心洞见在于：帝国主义不仅是一种对外政策或军事扩张行为，而是资本主义在特定发展阶段的整体经济形态。当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时，资本在国内的增殖空间趋于饱和，就必然要向外寻找新的投资场所、原材料来源和商品市场——这就是资本输出和殖民扩张的经济根源。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争夺这些经济利益而必然产生冲突和战争——这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的阶级根源。

在运用列宁的理论分析当代中国时，需要注意几个方法论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列宁的五个特征不应被机械地、逐条对照地应用，而应被理解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国家不一定要完全符合所有五个特征才能被定性为帝国主义——重要的是看其资本主义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在全球体系中的实际角色。第二个问题是，一个世纪以来全球资本主义的形态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跨国公司取代了列宁时代的卡特尔和辛迪加，金融全球化达到了列宁时代不可想象的深度和广度，价值链的全球分工使生产过程跨越了国界，新殖民主义取代了旧殖民主义成为帝国主义剥削的主要形式。这些变化要求我们在保持列宁理论基本框架的同时，对其具体分析做出适当的更新。第三个问题是，当代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不是一个简单的"帝国主义国家剥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二元结构，而是一个层次更加复杂的等级体系——沃勒斯坦的"中心—半外围—外围"模型比列宁时代的分析更好地捕捉了这种复杂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将全球资本主义理解为一个统一的、等级化的世界体系，其中不同国家按照其在全球劳动分工和价值转移中的位置被分为"中心""半外围"和"外围"三个层次。中心国家控制着高利润的生产环节（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金融服务、品牌和知识产权），从外围和半外围国家攫取超额利润；外围国家从事低利润的初级产品生产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是价值被攫取的对象；半外围国家则处于二者之间，既在一定程度上被中心国家剥削，又在一定程度上剥削外围国家。这一框架对于分析当代中国的位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毛泽东在1974年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则从政治和战略的角度对全球格局做出了划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第一世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第二世界，广大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这一理论虽然产生于冷战时期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但其基本精神——即从全球的阶级斗争和反帝斗争的总体格局出发来确定各国的位置和各种矛盾的主次关系——对于当代的分析仍然具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

三、中国在全球生产分工中的位置：从"世界工厂"到产业升级

理解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位置，首先需要分析中国在全球生产分工（即全球价值链）中的实际角色。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以廉价劳动力和开放的投资环境为条件，大规模地融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分工体系，成为所谓的"世界工厂"。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自2010年以来一直位居世界第一，涵盖了联合国产业分类中的全部工业门类。"中国制造"的标签遍布全球——从苹果手机到耐克运动鞋，从宜家家具到沃尔玛的日用品，大量的消费品是在中国的工厂里、由中国工人的双手生产出来的。

但这里必须追问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什么位置？是处于高利润的上游（技术研发、品牌管理、关键零部件制造），还是处于低利润的下游（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和加工）？

答案是复杂的，而且正在发生变化。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主要扮演的是"加工组装"的角色——跨国公司将产品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运营保留在总部（通常位于美国、欧洲或日本），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完成产品的组装和加工，然后将产品出口到全球市场。在这种模式下，中国虽然在贸易统计上是主要的出口国，但实际上攫取的价值份额很小。以苹果手机为例：一部在中国组装的iPhone，中国工人获得的组装费用只占其零售价格的极小比例（约百分之二到三），而苹果公司凭借品牌、设计和核心技术所攫取的利润则高达零售价格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大量的价值通过利润汇回、技术专利费、品牌溢价等渠道从中国流向了中心国家的跨国资本。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实质是一种新型的不等价交换和超额剩余价值的国际转移。中国工人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并不低于中心国家的工人，但他们获得的工资却只有后者的几分之一——这种工资差距不完全是劳动生产率差距的反映，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各国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和中国工人缺乏议价能力（没有独立工会、没有罢工权等）所造成的。跨国资本利用这种全球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结构，从中国工人那里榨取了大量的超额剩余价值——这些超额剩余价值通过跨国公司的利润链条流向了中心国家，支撑了中心国家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和相对稳定的阶级关系。

然而，将中国简单地定性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被剥削者"也是不全面的。

近二十年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国不再仅仅是廉价商品的组装基地，而是在许多领域实现了从低端向中高端的产业升级。在电信设备（华为）、电子商务（阿里巴巴）、社交媒体（腾讯）、短视频（字节跳动）、电动汽车（比亚迪）、光伏产业、高铁技术等领域，中国企业已经具备了全球竞争力，甚至在某些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研发投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接近甚至超过美国，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

这种产业升级的阶级意义是什么？它并不意味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处境得到了改善——事实上，产业升级往往伴随着劳动强度的提高、就业稳定性的下降和劳资矛盾的加剧（华为的"狼性文化"和996工作制就是典型例证）。产业升级的主要受益者是中国的资本家阶级——他们通过掌握核心技术和品牌，能够攫取更大份额的全球价值，从而增强了自己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竞争地位。从全球阶级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资本的产业升级意味着中国资本家正在从被西方资本剥削的"下游"位置向与西方资本竞争甚至在某些领域取代西方资本的位置移动——这一移动改变的是资本家之间的利润分配关系，而不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剥削关系。

四、资本输出与"一带一路"：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还是新型帝国主义

列宁在分析帝国主义时特别强调了"资本输出"的重要性——当一个国家的资本积累达到过剩的程度时，资本就会向海外输出，以寻找更高的利润率和更有利的投资机会。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区别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一个关键特征。

当代中国是否在进行大规模的资本输出？答案是明确的：是的。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国之一。截至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经超过两万亿美元，分布在全球一百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资本的海外投资涵盖了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制造业、金融服务、房地产、农业等广泛的领域。"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资本对外扩张最系统、最大规模的载体——自2013年提出以来，中国已经在沿线国家投资了数千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铁路、港口、公路、电站等）、资源开发和产业转移。

如何定性中国的资本输出和"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需要具体分析的复杂问题。

官方的定性是"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套话语将"一带一路"描绘为一种超越了帝国主义逻辑的新型国际关系实践——中国不是去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而是去帮助它们建设基础设施、发展经济、实现共同繁荣。在一些自称"左翼"的人看来，"一带一路"甚至是社会主义中国践行国际主义义务的体现。

这种定性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吗？

让我们看看"一带一路"的实际运作。中国在海外基础设施项目中采用的典型模式是：由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如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向东道国政府提供贷款，贷款通常附带条件——要求使用中国的承建企业、中国的设备和材料、甚至中国的劳动力来完成项目。项目完工后，东道国必须以约定的利率偿还贷款——贷款通常以美元计价，部分以自然资源（石油、矿产等）作为偿还保障。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这种模式的实质是什么？

第一，中国的贷款不是无偿援助，而是有息贷款——贷款本身就是资本输出的一种形式，利息是金融资本利润的一种形式。中国的政策性银行通过海外贷款获取了稳定的利息收入——这种收入的来源归根到底是东道国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产品。

第二，贷款附带的"使用中国企业和中国劳动力"的条件，意味着很大一部分贷款资金实际上是在中国国内循环的——钱从中国的银行贷出，支付给中国的建筑企业，购买中国的设备和材料，雇佣中国的工人。东道国获得的不是资金，而是基础设施（以及与之绑定的债务）。而中国的建筑企业和设备供应商则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海外市场的扩张和利润的获取。

第三，一些国家在接受中国贷款后陷入了债务困难——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就是一个广被引用的案例：斯里兰卡政府因无力偿还贷款而被迫将港口的经营权以九十九年的租期转让给中国企业。类似的"债务陷阱"在非洲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也有报道。虽然"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时被西方媒体夸大和政治化，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海外贷款确实在一些情况下使东道国陷入了对中国的经济依附。

第四，中国在海外的资源投资（矿产、石油、农业）在许多方面重复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传统做法——获取廉价的原材料供应，而将环境破坏和社会冲突的代价留给当地社区。在非洲和东南亚的一些中国矿业项目中，劳工权利侵犯、环境污染和与当地社区的冲突已经引发了广泛的报道和抗议。

综合以上分析，一个诚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承认：中国的海外资本扩张虽然在形式上与传统的西方帝国主义有所不同（中国不搞军事占领和政权颠覆，至少目前如此），但在经济实质上具有明显的帝国主义特征——资本输出、利润回流、债务控制、资源攫取。将"一带一路"美化为"国际主义"或"互利共赢"，是对事实的粉饰。

当然，也必须指出，中国的海外扩张与传统的西方帝国主义相比，确实存在一些差异。中国的海外基础设施投资在客观上确实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急需的基础设施——许多非洲和东南亚国家的铁路、公路、港口、电站是由中国建设的，这些设施对当地的经济发展确实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的贷款条件虽然不是无偿的，但在许多情况下比西方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附加的"结构调整"条件（要求私有化、削减社会支出等新自由主义条件）要宽松得多。中国不像美国那样在全球部署军事基地和进行军事干预来维护其海外利益（虽然中国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已经在吉布提建立）。

这些差异是真实的，但它们不改变问题的阶级本质。一个剥削者比另一个剥削者"温和一些"，不能改变其剥削者的性质。一个贷方比另一个贷方"条件宽松一些"，不能改变其以利润为目的的资本逻辑。用毛泽东的话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但即使是纸老虎，也有不同的花纹。中国资本的海外扩张是一种新兴的、仍在发展中的帝国主义行为，它的形式比传统的西方帝国主义更"文明"，但其阶级本质——资本的逐利扩张和对海外劳动者的剥削——是一致的。

五、中美竞争的阶级实质：社资之争还是霸权争夺

当代世界政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中美之间日益加剧的竞争和对抗——贸易战、科技战、地缘政治争夺、意识形态对抗。如何理解这一竞争的性质，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一个核心理论和政治问题。

在中国的官方叙事和许多"左翼"人士的论述中，中美矛盾被描绘为一种"文明之争"或"社资之争"——代表社会主义的中国与代表资本主义的美国之间的制度竞争。在这种叙事中，美国的对华遏制政策被解释为"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围堵"，中国的反制措施被理解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保卫"。

这种定性是完全错误的。

如果中国真的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中美矛盾确实可以被理解为社资之争。但前面的分析已经充分表明，当代中国在经济基础上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导的，在阶级结构上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在上层建筑上是一个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国家。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与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无论多么尖锐，都不是"社资之争"，而是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利益争夺。

那么，中美竞争的真正性质是什么？

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来看，中美矛盾在本质上是两个大国资本之间的市场、资源和势力范围争夺。当中国资本还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还在为西方资本充当廉价劳动力供应者的时候，中美之间的关系是互补性的、合作性的——美国资本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中获取超额利润，中国资本从与美国的贸易中获取积累。但当中国资本逐步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攀升、开始在高技术产业和全球市场上与美国资本形成直接竞争的时候，矛盾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因为全球市场和利润的总量是有限的，中国资本份额的扩大就意味着美国资本份额的缩小。华为5G技术对美国科技霸权的挑战、中国电动汽车对美国和欧洲汽车产业的冲击、中国在非洲和东南亚与美国的地缘政治争夺——这些具体的冲突点无一不是资本利益争夺的表现。

列宁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已经揭示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本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使得各国资本的相对力量不断变化，而全球的市场和势力范围的分配则是按照旧的力量对比格局确定的——当新兴的帝国主义强国（如一战前的德国）要求按照新的力量对比重新分配市场和势力范围时，就与老牌的帝国主义强国（如英国和法国）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当代的中美矛盾在结构上与此高度类似——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资本主义大国，要求在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中获得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更大份额和更高地位，而这必然与作为现有全球秩序主导者的美国发生冲突。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当代的中美矛盾与一战前的德英矛盾也存在重要差异。第一个差异是核武器的存在使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的代价变得不可承受，因此中美之间的竞争更多地以经济战、科技战、外交博弈和代理人冲突的形式表现，而非直接的军事对抗。第二个差异是全球价值链的深度互嵌使中美经济之间的"脱钩"成本极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冲突的烈度。第三个差异是中国虽然在经济总量上接近美国，但在军事实力（特别是全球军事投射能力）、金融霸权（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和科技前沿（如半导体等关键领域）方面与美国仍有显著差距。

但这些差异不改变矛盾的阶级本质。中美竞争不是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竞争，而是两个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竞争——是中国资产阶级与美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利润和权力争夺。在这场竞争中，两国的无产阶级都是输家——他们的利益在竞争中被绑架、被牺牲、被利用。美国工人被告知"中国偷走了你们的工作"，中国工人被告知"美国在遏制我们的发展"——两国的统治阶级都在利用对方来为国内的阶级矛盾寻找替罪羊，都在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来消解国内的阶级意识。

六、中国的军事扩张与全球战略布局

帝国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包含着军事和战略的维度。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经济竞争必然伴随着军事力量的竞争——资本的海外利益需要军事力量来保护，全球的势力范围需要军事力量来维持。

当代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全球战略布局正在以引人注目的速度推进。中国的军费开支持续增长，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中国海军的舰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海军（虽然在吨位和技术水平上仍有差距），正在建造多艘航空母舰和先进的核潜艇。中国在南海大规模建设人工岛礁并部署军事设施，事实上控制了南海的大部分海域。中国在吉布提建立了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中国的"珍珠链"战略——在印度洋沿岸建设和运营一系列港口设施——虽然被官方定义为"商业港口"，但其潜在的军事用途是显而易见的。

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看，这种军事扩张服务的是谁的利益？

首先，军事力量的建设和维持需要巨大的财政支出——这些钱来自劳动者缴纳的税收。每一艘航空母舰的建造费用，都意味着数以百亿计的公共资金被从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转移到了军事领域。这种资源配置的优先序——军备优先于民生——反映的是统治阶级（而非劳动者阶级）的利益和战略。

其次，军事力量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对内，军队是维护现存政权和社会秩序的最后屏障——当意识形态和常规的镇压手段不足以维持统治时，军队就是最后的依靠。对外，军事力量的首要功能是保护和扩展中国资本的海外利益——保障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保护海外投资和资产、在地缘政治争夺中增加筹码。

这与列宁所分析的帝国主义时代大国军事竞赛的逻辑是完全一致的。一个世纪前，英国建设强大的海军是为了保护其遍布全球的殖民帝国和海上贸易通道；今天，中国建设强大的海军也是为了保护其日益扩展的海外经济利益和海上贸易通道。形式不同，逻辑相同。

当然，也必须公正地指出，中国的军事力量在当前阶段主要是防御性的——它的全球军事投射能力远远不如美国，它没有在全球各地部署军事基地（吉布提是唯一的例外），它也没有像美国那样频繁地进行军事干预和政权颠覆。但这种差距更多地反映的是能力的限制而非意图的缺失——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不断扩展和军事实力的持续增长，其军事力量的全球化部署是完全可以预期的趋势。

七、定性的判断：一个正在崛起的帝国主义强国

在进行了以上多层面的具体分析之后，我们现在可以对"当代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位置"这一核心问题做出一个综合的判断。

笔者认为，将当代中国定性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帝国主义强国"或者"新兴帝国主义国家"是最符合事实和理论的判断。

这一判断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综合考量。

在经济基础层面，中国已经完成了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中国的经济被大型垄断企业所主导——无论是国有的垄断企业（中石油、中石化、国家电网、中国移动等）还是私营的垄断企业（阿里巴巴、腾讯、华为、字节跳动等），它们在各自的领域中占据了压倒性的市场份额。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融合已经相当深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资本集团。这基本符合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第一、二个特征。

在资本输出层面，中国已经从一个纯粹的资本输入国转变为世界主要的资本输出国之一。"一带一路"倡议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投资计划之一，中国资本的足迹遍布全球。这符合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第三个特征。

在全球势力范围的争夺层面，中国正在积极地扩展其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与美国和其他大国展开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国主导或参与了一系列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经济组织和机制（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RCEP等），试图构建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经济秩序。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应着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第四、五个特征（虽然还没有达到一战前列强"瓜分世界"的程度）。

在军事层面，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军事现代化，建设与其经济实力和全球利益相匹配的军事力量，虽然目前还主要是区域性的而非全球性的。

综合以上各方面，将当代中国定性为一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是有充分依据的。但同时必须对这一判断做几点重要的限定。

第一，中国的帝国主义是一种"不完全的"或"发展中的"帝国主义——它在许多方面尚未达到美国那样成熟的帝国主义水平。中国没有全球性的军事基地网络，中国的货币（人民币）远未取得美元那样的全球霸权地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虽然在上升但在某些关键领域（如高端半导体）仍然受制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

第二，中国的帝国主义与传统的西方帝国主义在形式上存在重要差异。中国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虽然其在非洲和东南亚的某些做法具有新殖民主义的特征），中国不像美国那样频繁地进行军事干预和政权颠覆（至少目前如此），中国的资本输出模式——以基础设施贷款为主要形式——与传统的直接投资和金融控制模式有所不同。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中国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化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过程，而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它的方向和速度取决于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包括全球资本主义的总体态势、中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中美竞争的走向等。我们的判断是基于当前的趋势而做出的，它可能需要根据未来的发展而做出调整。

有一种观点值得讨论：即所谓的"次帝国主义"论——认为中国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被剥削的外围国家，而是一个处于中间位置的"次帝国主义"或"半外围"国家——它在一定程度上被中心国家（美国）所剥削，同时又在更大程度上剥削外围国家（非洲、东南亚等）。这一概念最初由巴西马克思主义者鲁伊·马里尼在分析七十年代的巴西时提出，用来描述那些在全球体系中处于中间地位、既是剥削者又是被剥削者的国家。将当代中国定性为"次帝国主义"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不足之处——中国的经济体量和全球影响力远非七十年代的巴西可比，将中国与巴西类比可能低估了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实际地位和发展潜力。

八、中国工人阶级与外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关系

在确立了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定位之后，我们必须进一步分析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外国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原则要求各国无产阶级超越民族界限，在共同反对资本的斗争中团结一致。但在当代的中美竞争和全球地缘政治的背景下，这一原则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中国工人阶级与外国工人阶级（无论是美国工人、越南工人还是非洲工人）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团结和互助的——因为他们面临着共同的阶级敌人（各国的资产阶级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消灭剥削、实现解放）。一个中国工人与一个美国工人之间的阶级利益是共同的——他们都是被雇佣和被剥削的劳动者；而一个中国工人与一个中国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利益是对立的——后者是前者的剥削者。

但在实际的国际政治中，这种阶级团结面临着多重障碍。

第一个障碍是民族主义对阶级意识的替代。前面的文章已经分析过民族主义在国内政治中的阶级功能——它同样在国际层面上发挥着分裂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作用。当中国工人被引导去仇恨"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时，他们的愤怒被从国内的剥削者转移到了外国的"敌人"身上。当美国工人被引导去仇恨"中国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时，他们的愤怒也被从本国的资本家转移到了中国工人身上。两国的统治阶级都从这种民族主义的相互仇恨中获益——它使两国的工人阶级将彼此视为敌人而非盟友，从而无法形成跨国的阶级团结。

第二个障碍是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工资水平的差异。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虽然在过去几十年有了显著提高，但仍然大幅低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这种工资差异使得中国资本可以利用本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即廉价）在全球市场上展开竞争——而这种竞争在客观上确实对发达国家工人的就业和工资构成了压力（所谓的"向底部竞赛"效应）。从表面上看，中国工人和美国工人似乎处于一种"零和博弈"的关系中——中国工人的就业增加以美国工人的就业减少为代价。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真正从这种全球竞争中获利的不是中国工人（他们依然在低工资和恶劣的劳动条件中挣扎），也不是美国工人（他们面临着失业和工资下降的压力），而是两国的资本家——他们利用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不同国家的工人之间制造竞争，从而压低全球工人的整体工资水平，攫取更高的利润。

第三个障碍是发展中国家工人（如非洲和东南亚工人）与中国工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资本的进入一方面创造了一些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对当地工人的剥削和与当地社区的冲突。在一些非洲和东南亚的中国企业中，工人的工资和劳动条件远低于中国国内的标准——中国资本在国内受到的法律约束（虽然已经很薄弱）在海外进一步被弱化。这使得中国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形象日益负面，也使得中国工人与这些国家工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后者可能将自己的困境归咎于"中国人"而非"中国资本"。

面对这些障碍，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应当是坚定而明确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是一个可以根据地缘政治的"便利"而随意取舍的原则，而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根本立场。中国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不在于"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击败"美国"，而在于与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一个中国工人为中国资本家在海外赚取的利润而欢呼，就如同一个美国工人为美国军队在中东的战争而欢呼一样——都是阶级意识被民族主义所蒙蔽的表现。

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口号，在理论层面上对当代仍然具有启示意义——虽然当前的中美竞争还没有演变为直接的军事冲突，但其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两国统治阶级之间的利益争夺与两国工人阶级的利益无关。两国的工人阶级不应当为"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去与对方国家的工人为敌，而应当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本国的剥削者。

九、对几种错误立场的批判

在当代中国的左翼话语中，关于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定位问题存在着几种典型的错误立场，有必要逐一进行批判。

第一种错误立场是"保卫中国社会主义论"。这种立场认为，当代中国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或正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中美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之争，中国工人阶级应当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站在一起，共同对抗美帝国主义。这种立场的根本错误在于其前提——"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成立。前面几篇文章已经从经济基础、阶级结构和上层建筑等各个方面证明了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性质。一个以私有制为主导、以资本增殖为基本逻辑、以工人阶级为被剥削阶级的国家，无论其自称什么，在阶级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保卫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质，不过是要求中国工人阶级保卫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

第二种错误立场是"反华帝国主义论"。这种立场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与美国同等性质甚至更加危险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是反对中国帝国主义。这种立场的错误在于它过分简化了当代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复杂位置——虽然中国确实展现出了帝国主义的特征，但它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仍然与美国有显著差异（在军事、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全球霸权方面，中国远不如美国），在一些领域仍然受到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的剥削和制约。将中国帝国主义简单地等同于美国帝国主义，可能导致在实践中附和美国的反华战略，客观上为美帝国主义服务。

第三种错误立场是"第三世界反帝论"。这种立场延续毛泽东时代"三个世界"理论的框架，将当代中国视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和反帝斗争的主力军。这种立场的错误在于它忽视了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阶级和国际地位的根本变化——四十多年前的中国确实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与亚非拉人民在反帝斗争中具有共同利益；但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进行大规模资本输出和地缘政治扩张的资本主义强国，将其继续归类为"第三世界"显然不符合事实。中国资本在非洲和东南亚的所作所为——攫取自然资源、利用廉价劳动力、制造债务依附——与昔日西方殖民者的行为在许多方面如出一辙，只是披着"南南合作"的外衣。

第四种错误立场可以称之为"无所谓论"——认为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定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无关。这种立场的错误在于它低估了国际因素对国内阶级斗争的深刻影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存在使得任何单一国家的工人运动都不可能在完全脱离国际背景的条件下取得成功——全球价值链的分工、跨国资本的流动、国际劳动力的竞争，这些因素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中国工人的处境和斗争条件。忽视国际维度的阶级分析是不完整的，由此产生的实践策略也必然是有缺陷的。

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立场应当是：承认当代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复杂和矛盾的位置——它既具有帝国主义的特征（资本输出、海外扩张、军事增长），又在某些领域仍然受到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的制约和剥削；它既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剥削者，又在某些方面是美国霸权的挑战者。在这种复杂的格局中，中国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不是无条件地"保卫中国"或无条件地"反对中国"，而是始终站在阶级立场上——反对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无论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与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在本国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在国际上反对一切大国对小国、资本对劳动的剥削。

十、结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唯一的出路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代世界中，阶级斗争已经不可能局限于一国的范围之内。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将全世界的劳动者联结在一条共同的剥削链条上——中国工厂的女工、美国仓库的拣货员、越南鞋厂的童工、非洲矿山的矿工，他们可能为同一家跨国公司创造利润，他们的命运在全球价值链中紧密相连。一国工人的斗争如果不与其他国家工人的斗争相互支持和协调，就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因为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哪里的工人敢于反抗，资本就转移到哪里的工人更顺从的地方去。只有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才能终结这种"向底部竞赛"的逻辑。

在中美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两国的统治阶级都在竭力利用民族主义来绑架本国工人阶级——美国的统治阶级将中国描绘为"窃取美国就业"和"威胁美国安全"的敌人，中国的统治阶级将美国描绘为"遏制中国崛起"和"干涉中国内政"的敌人。在这种双向的民族主义鼓噪中，两国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团结变得越来越困难。

但越是困难，越是需要坚持。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是一种浪漫的情怀，而是一种科学的判断——它基于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矛盾的深刻认识。在这个体系中，各国工人阶级的命运是相互关联的——中国工人工资的提高有利于减轻对美国工人的竞争压力，美国工人对跨国公司的抵抗有利于限制资本对中国工人的剥削。各国工人阶级的解放只有在全球范围内才能最终实现——因为只要资本主义在任何一个角落存在，它就有可能重新征服全世界。

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当代中美竞争不过是全球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它终将在全球无产阶级的共同斗争中被超越。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最终催生了俄国十月革命，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帝国主义的厮杀最终催生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当代的帝国主义矛盾——包括中美矛盾——也将在客观上加速全球资本主义的总体危机，为全球无产阶级的联合和反抗创造条件。

这当然不是说工人阶级应当坐等帝国主义战争来"加速"革命——列宁从未持有这种庸俗的加速主义立场。而是说，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以全球视野来理解中国的阶级斗争，必须将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与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联系起来，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即使这一原则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是不受欢迎的、甚至是危险的。

让我们最后重温《共产党宣言》最后那句振聋发聩的战斗口号——这句话在一百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在全球资本主义深陷危机的当代获得了更加迫切的现实意义：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这是一项历史使命。这是一条唯一的出路。中国的工人阶级必须认清：他们的盟友不是中国的资本家（无论这些资本家举着什么旗帜），而是全世界的劳动者。他们的敌人不是外国的工人（无论这些工人属于哪个民族），而是全球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依附于这个制度的剥削者。只有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融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人类的解放事业才能最终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