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语言不是透明的工具，而是阶级斗争的战场

同志，在我们十个议题系列的最后一篇报告中，我们将讨论一个看似"软性"实则极为根本的问题：语言和文艺的阶级性质。之所以将这个议题放在最后，不是因为它不重要，恰恰相反，是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前面九个议题的"总括"——我们在前九个议题中分析的一切社会现象（阶级分化、社达泛滥、资本垄断、政治冷淡、工人权利丧失），其得以被遮蔽、被扭曲、被消解的一个关键中介，就是语言。统治阶级不仅通过经济剥削和国家暴力来维持其统治，还通过对语言和文化的控制来塑造被统治者的认知框架、情感结构和想象边界。谁控制了语言，谁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从而控制了人们提出问题和想象替代方案的能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种统治不仅通过思想的"内容"（具体的意识形态命题）来实现，还通过思想的"形式"（语言、修辞、话语风格、叙事结构）来实现。语言不是一个中性的、透明的信息传递工具，它本身就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和社会权力的载体。不同的阶级使用不同的语言（从词汇选择到修辞策略到整体的话语风格），不同的语言建构不同的现实（使某些事物可见、另一些事物不可见），不同的话语权力分配反映和强化不同的阶级权力格局。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语言和文化的阶级转换。这场转换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官方话语从毛泽东时代直击矛盾的战斗文风向充满"颗粒度""赋能""底层逻辑""抓手"等空洞术语的新官僚八股的退化。第二个维度是文艺创作从毛泽东时代以工农兵为主角、以阶级斗争和社会变革为主题的革命文艺传统，向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主角、以权力崇拜和阶级固化为隐含价值的"古装复辟"文艺的全面回潮。这两个维度看似属于不同的领域（一个是政治话语，一个是文化产品），但它们在阶级实质上是统一的：它们共同服务于一个目标，那就是从语言和文化层面消解阶级分析的可能性，使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在话语中变得不可表述、在想象中变得不可超越。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分析：首先，考察毛泽东时代的战斗文风及其阶级基础；其次，剖析当代官方语言的"新八股"特征及其"去政治化"功能；再次，分析考公申论话语体系作为新八股再生产机制的典型案例；然后，考察当代文艺界"帝王将相"复辟的具体表现和阶级根源；进而将这种文艺复辟与毛泽东1963年至1965年对文艺界的批判进行历史对照；最后，探讨在当前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中如何保持和培养一种具有阶级穿透力的话语能力。

二、毛泽东时代的战斗文风：一种阶级自觉的语言实践

二之一：反对党八股——语言革命的理论基础

要理解当代官方语言的退化，首先需要回溯毛泽东时代所建立的那个被退化所取代的参照标准。毛泽东本人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政治文体家之一，他对语言问题的重视程度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是罕见的。他不仅在自己的写作中践行了一种极具穿透力和感染力的战斗文风，还在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语言和文风的阶级性质。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发表了《反对党八股》这篇著名的讲话，对当时党内盛行的形式主义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列举了党八股的"八条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这八条批判不仅是对一种文风的批评，更是对一种思维方式和工作作风的批评。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语言是思想的外壳，空洞的语言必然反映空洞的思想，而空洞的思想必然导致脱离实际的工作。一个用八股文写报告的干部，不可能对他所面对的具体问题有真正深入的了解和分析；一个用套话连篇的方式做宣传的党，不可能真正地联系群众和动员群众。因此，反对党八股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趣味"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革命成败的政治问题。

毛泽东提出的替代方案是什么？是一种根植于人民群众的语言实践、服务于阶级斗争和社会变革的战斗文风。这种文风的核心特征包括：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最深刻的道理（"语言要通俗，文章要明快"），使理论能够被最广泛的群众所理解和掌握；直面矛盾、不回避问题（"鲁迅的杂文就是匕首、投枪"），使批判的锋芒能够刺穿一切虚伪和遮蔽；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使每一句话都建立在对具体现实的深入分析之上而非悬浮在抽象概念的空中。

二之二：毛泽东文风的典范分析

毛泽东本人的著作是这种战斗文风的最高典范。让我们以几个具体的例子来感受这种文风的特质。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开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没有任何铺垫、没有任何客套、没有任何学术性的"文献综述"，上来就是最根本的问题，用最简洁的语言直击要害。这种写法不是"不讲究"，恰恰相反，它是对问题本质的最精确把握的产物——只有当你对革命的根本问题有了透彻的理解时，你才能用如此简洁的方式将其表述出来。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那段著名的描写："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段文字将对革命前途的科学分析与诗意的想象力融为一体，既有理论的深度又有情感的温度，既传达了对客观形势的冷静判断又激发了读者对未来的热切期待。这种将科学性与文学性、理性与激情完美融合的写作能力，在世界政治文献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为人民服务》全文仅七百余字，却完整地阐述了共产党人的生死观和价值观。"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语言之朴素、逻辑之清晰、道理之深刻、情感之真挚，令人叹为观止。你能想象今天的任何一份官方文件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达吗？

这种文风不是毛泽东个人的"天赋"或"风格偏好"的产物。它是一种阶级自觉的语言实践。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的文字，根本原因在于他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思考和写作。当你的读者是工人和农民——而非官僚和学者——时，你自然会追求语言的朴素和清晰；当你的目的是发动群众改造社会——而非应付上级检查——时，你自然会追求分析的深度和批判的锋芒；当你的信念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非管理对象——时，你自然会以一种平等的、尊重的、激励的而非居高临下的姿态来与读者对话。

二之三：群众语言与理论表达的辩证统一

毛泽东时代的语言实践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它追求群众语言与理论表达的辩证统一。毛泽东反复强调："学习语言要到群众中去"。他要求党的干部深入群众的日常生活，学习群众的语言、成语、谚语和表达方式，然后将这些生动的、有泥土气息的语言元素融入理论分析和政策宣传之中。这种做法的理论基础是：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只能用知识分子才能理解的学术语言来表达，那么它就永远无法成为群众的武器；只有当理论能够用群众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时，它才能真正地"掌握群众"，成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这种追求在实践中产生了一种独特的话语风格：既具有理论的深度和严密性，又具有民间语言的生动性和亲切感。"纸老虎""一穷二白""打土豪、分田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些毛泽东时代的经典表述都具有这种双重品质：它们用最朴素的比喻或最简洁的口号，传达了极其深刻的理论洞见。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听到"打土豪、分田地"这六个字，立刻就能理解这场革命与他自身利益的关系。一个小学文化水平的工人听到"纸老虎"这个比喻，立刻就能领会帝国主义外强中干的本质。这种语言的力量不是来自修辞的花巧，而是来自分析的精确和立场的鲜明。

三、当代官方语言的"新八股"：一种系统性的意义消解

三之一：新八股的基本面貌——空洞化、套路化与去政治化

与毛泽东时代的战斗文风形成最鲜明对比的，是当代中国官方话语（包括官方文件、领导讲话、主流媒体报道和各级政府的公文）中弥漫的"新八股"文风。如果说毛泽东在1942年批判的"旧八股"还带有一定的革命时代的意识形态热情（虽然是空洞的热情），那么当代的"新八股"则连这种热情都丧失了——它是一种彻底冷却的、技术化的、去意义的话语生产模式。

当代新八股的第一个特征是空洞化。官方文件和领导讲话中充斥着大量没有具体内容的抽象表述："高度重视""深入贯彻""统筹推进""全面深化""切实加强""持续优化""不断提升"——这些词组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份关于任何议题的文件中，它们不传达任何具体的政策信息，不指向任何特定的社会矛盾，不承担任何可以被检验的承诺。你把一份关于农业的文件中的"高度重视""深入贯彻"替换为"切实加强""持续优化"，或者把它们从农业文件搬到教育文件、从教育文件搬到科技文件，整份文件的逻辑结构和实质内容不会发生任何变化。这种"万能词组"的泛滥是空洞化的最典型表现——语言被清空了具体的指涉功能，退化为一种纯粹的仪式性行为：你必须写这些词，不是因为它们传达了重要的信息，而是因为不写它们就意味着"不合规范""不够重视""态度有问题"。

当代新八股的第二个特征是套路化。各级各类官方文件形成了一套高度标准化的"八股结构"：首先是"表态段"（表明对上级精神的"高度重视"和"深入学习"），然后是"成绩段"（列举本单位在相关领域取得的"显著成效"），接着是"问题段"（以极为模糊和委婉的措辞承认存在"一些不足"），最后是"措施段"（提出若干同样模糊的"下一步工作计划"）。这种结构在从中央到地方、从部委到基层的各级文件中被反复复制和再生产，形成了一种"文件的流水线生产"模式。这种模式的效率极高（任何一个受过基本公文写作训练的干部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生产"出一份格式规范的文件），但其信息含量极低（因为所有的文件都遵循相同的套路，用相同的词汇，得出相同的结论，差异只在于填充的具体数据和名词）。

当代新八股的第三个特征，也是最根本的特征，是去政治化。毛泽东时代的文风之所以锋利和有力，根本原因在于它是政治性的——它直面社会矛盾的阶级实质，点名批判具体的敌人和错误路线，动员具体的阶级力量来进行具体的斗争。而当代新八股的核心功能恰恰是消解政治性——它用技术性的管理话语替代阶级分析话语，用"问题"替代"矛盾"，用"发展"替代"斗争"，用"群众获得感"替代"阶级利益"，用"社会治理"替代"社会变革"。这种替代的效果是：在新八股的话语世界中，社会不存在阶级对立，只存在"发展中的问题"；不需要阶级斗争，只需要"科学治理"；没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只有"人民群众"和"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政治被还原为行政，矛盾被还原为管理，斗争被还原为"优化"。在这种话语框架中，一切尖锐的、可能引发社会冲突的议题都被语言的棉花糖层层包裹，变成了无害的、可管控的、不引发任何情感反应的"工作事项"。

三之二：新八股的语言学特征——概念的膨胀与意义的通缩

如果我们从语言学的角度更精细地分析新八股的运作机制，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代官方话语正在经历一种"概念膨胀"与"意义通缩"的同时发生。

所谓"概念膨胀"，是指新八股不断发明和引入新的概念和术语——"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新发展格局""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现代化""数字化转型""精准施策""颗粒度"——这些概念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各级文件和媒体报道中，给人一种理论创新层出不穷、思想高度活跃的表象。但如果你追问这些概念的确切含义、它们与既有理论概念的关系、它们所指向的具体社会现实是什么，你往往会发现：这些概念的内涵是模糊的、弹性的、可以被任意填充和解释的。"高质量发展"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与"发展"有什么本质区别？什么样的发展是"高质量"的，什么样的不是？判断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在官方的论述中几乎从未得到清晰的回答。概念被大量生产出来，但每一个概念承载的具体意义却在趋近于零。这就是"意义通缩"——词汇在增多，但每个词汇的信息含量在下降。

这种"概念膨胀、意义通缩"的现象不是偶然的语言退化，而是一种有意识的（或至少是有功能的）意识形态策略。它的功能有三重。第一是制造"理论创新"的表象。在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官方指导思想的体制中，"理论创新"是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不断发明新概念可以制造出"理论在不断发展"的印象，掩盖理论实际上已经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精神彻底脱节的事实。第二是制造理解门槛。普通群众面对一连串陌生的、抽象的概念，很容易产生一种"这些东西太深奥了，我不懂"的自卑感，从而放弃对公共事务的独立思考和判断，将"理解政策"的权力让渡给官僚和专家。这与毛泽东时代追求"让群众听得懂、用得上"的语言理念形成了根本的对立。第三是消解批判的可能性。一个概念如果没有确切的含义，你就无法对它进行有效的批判——因为无论你从哪个角度批判，对方都可以说"你理解错了，它的意思不是那样的"。概念的模糊性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的防弹衣。

三之三：企业管理黑话对官方话语的殖民

当代新八股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特征是：企业管理话语（特别是互联网行业的管理黑话）对官方话语的大规模渗透。"赋能""打通""闭环""抓手""颗粒度""底层逻辑""对齐""拉通""复盘""迭代"——这些原本属于企业管理和互联网行业的专用术语，已经大量进入了各级政府的公文、会议和培训材料中。这种渗透不是偶然的时髦追逐，而是深刻反映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逻辑从"政治领导"向"企业管理"的根本转型。

在毛泽东时代，国家的语言是政治的语言——它谈论的是阶级、矛盾、斗争、路线，它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阶级分析。在当代中国，国家的语言越来越像企业的语言——它谈论的是效率、绩效、优化、创新、竞争力，它的理论来源是管理学、经济学和信息技术。这种转型的阶级含义是深刻的：当国家开始用企业管理的语言来谈论社会事务时，它就在话语层面上将社会还原为一个"企业"——社会的目标是"增长"和"效率"（而非公平和解放），社会的成员是"人力资源"和"利益相关方"（而非阶级主体和历史创造者），社会的矛盾是"管理问题"（而非阶级冲突）。在这种话语框架中，一切政治性的追问——谁在剥削谁？谁的利益被牺牲了？制度本身是否需要变革？——都变得"不合时宜"甚至"不可理解"。你不能对一个"企业"提出阶级斗争的问题，正如你不能对一台机器提出道德判断的要求。语言的企业化消解了社会的政治性，这正是新八股最深层的意识形态功能。

四、考公申论：新八股的再生产机制

四之一：申论考试的阶级功能分析

如果说官方文件和领导讲话是新八股的"生产端"，那么考公申论就是新八股的"再生产端"——它通过一个高度制度化的选拔机制，确保每一个进入官僚体制的新人都已经"掌握"了新八股的话语规范，从而保障了这套话语体系的代际传承和自我复制。

公务员考试中的"申论"科目，要求考生在阅读一组给定材料后，按照特定的格式和要求撰写政策分析或政策建议类的文章。这种考试形式在表面上是在考察考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分析问题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但在实质上，它考察的是考生对新八股话语规范的内化程度——即你是否已经学会了用"正确的"方式来谈论问题、分析问题和提出"解决方案"。

这里的"正确的方式"是什么？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你必须使用"正确的"词汇和表述——那些出现在中央文件和领导讲话中的关键表述（"以人民为中心""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等），必须在你的答案中出现，否则你就显得"政治觉悟不高"。第二，你必须遵循"正确的"分析框架——问题永远是"发展中的问题"，永远可以通过"加强领导""完善制度""提升能力"来解决，你绝不能暗示问题的根源在于制度本身或阶级结构。第三，你必须采用"正确的"结论方向——你的"对策建议"必须是建设性的、积极的、在现行体制框架内可操作的，你绝不能提出任何暗示现行体制需要根本性变革的建议。第四，你必须展现"正确的"价值立场——你必须表现出对党的领导的拥护、对国家发展的信心、对人民群众的"关切"，你绝不能表现出任何对现行秩序的质疑或不满。

从这个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申论考试的实质功能不是选拔"有能力"的人，而是选拔"会说话"的人——准确地说，是选拔那些已经将新八股的话语规范内化为自己的思维方式、能够在任何议题上都自动地生产出"政治正确"文本的人。那些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敢于直面矛盾、善于进行深度分析的人，在申论考试中反而可能表现不佳——因为他们的分析越深入，就越可能触及体制的结构性问题；他们的语言越精确，就越不符合新八股的模糊化要求；他们的结论越真实，就越偏离新八股的"积极向上"规范。申论考试在事实上构成了一个逆向筛选机制：它系统性地排斥批判性思维，筛选和培养顺从性话语生产者。

四之二：培训产业的意识形态再生产功能

围绕考公申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培训产业（中公教育、华图教育等），这个产业的核心业务就是"教你如何写八股文"。培训机构提供的所谓"申论模板""万能开头""高分句式"，本质上就是将新八股的话语规范标准化、模板化、商品化的产物。一个经过培训的考生，即便对任何社会问题都没有真正的了解和思考，也能够利用这些模板在考试中"拼装"出一篇格式规范、词汇正确、立场正确的"申论文章"——就像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可以不理解产品的设计原理就组装出合格的产品一样。

这种培训产业的存在和繁荣是新八股自我再生产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为官僚体制输送了掌握新八股话语能力的"合格"候选人，还通过大规模的市场化推广（每年数百万考公考生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会购买培训课程或教材），将新八股的话语规范扩散到了远超官僚体制本身的社会范围。那些最终没有考上公务员的考生——他们可能进入了企业、学校、媒体或其他社会领域——也已经在培训过程中深度接触和内化了新八股的话语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公培训产业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再生产的一个被严重忽视的渠道。

五、当代文艺界的"帝王将相"复辟

五之一：从工农兵到帝王将相——文艺主角的阶级翻转

与官方话语的新八股化同步发生的另一场深刻的文化转型，是当代中国文艺创作中"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题材的全面回潮和对工农兵文艺传统的全面取代。

在毛泽东时代，文艺创作的基本方向是由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立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反映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文艺的主角应当是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劳动者。在这一方向的指导下，毛泽东时代产生了大量以劳动者为主角的文艺作品：电影《李双双》《林家铺子》《青春之歌》《红色娘子军》，小说《创业史》《红旗谱》《暴风骤雨》，戏剧（包括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龙江颂》《海港》——这些作品中的主角是女社员、老工人、游击队员、码头装卸工——是那些在此前数千年的中国文艺史上从未获得过"主角"地位的底层劳动者。他们在这些作品中不是被同情的"可怜人"，不是点缀背景的"小人物"，而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主体。这是中国文艺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阶级翻转。

1978年以来，这场翻转被彻底逆转了。当代中国最受欢迎、最具影响力、投资规模最大的文艺创作——无论是电视剧、电影、网络小说还是游戏——其主角几乎清一色地回到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行列。打开任何一个视频平台的首页推荐，映入眼帘的是什么？是宫廷权谋剧（《甄嬛传》《琅琊榜》《大明王朝1566》）、是帝王将相传记（《大秦帝国》《汉武大帝》《康熙王朝》）、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各类古装偶像剧）、是豪门恩怨的都市剧（《欢乐颂》式的阶层差异展览）。工人在哪里？农民在哪里？底层劳动者在哪里？他们几乎完全消失在了当代中国文艺的视野之中。偶尔出现一部以底层为背景的作品（如贾樟柯的电影），也是以边缘化的"文艺片"形式存在，其影响力和受众规模与主流商业制作相比微不足道。

这种文艺主角的阶级翻转不是一个单纯的"市场选择"或"观众偏好"问题。它是社会阶级权力关系在文化领域的直接投射。当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是地主和封建贵族时，文艺的主角自然是帝王将相；当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时，文艺的主角就变成了工农兵；当资本主义复辟、资产阶级重新成为统治阶级时，文艺的主角自然又回到了权贵和精英的行列。文艺的主角是谁，最终取决于谁掌握了文艺生产的资源（资本）和方向（意识形态领导权）。在当代中国，文艺生产完全由资本主导（影视投资公司、平台资本、广告主），而资本的逻辑是利润最大化，其内容选择标准是"什么题材最能吸引流量和付费"。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之所以"受欢迎"，不是因为观众天生就喜欢看皇帝的故事而不喜欢看工人的故事，而是因为几十年来的文化工业已经通过持续不断的内容生产和推荐引导，将"帝王将相"的叙事模式培养成了观众的"默认口味"——正如可口可乐的流行不是因为人们天生爱喝糖水，而是因为几十年的广告轰炸将这种口味"训练"成了大众的习惯。

五之二：帝王将相文艺的意识形态功能——权力崇拜与阶级固化的自然化

帝王将相题材的全面回潮不仅仅是一个"审美趣味"的变迁，它承载着深刻的意识形态功能。

第一个功能是权力崇拜的自然化。帝王将相题材的核心叙事逻辑是：历史是由英雄人物（帝王、名臣、将军）的智慧、勇气和权谋所推动的，人民群众不过是英雄施展才华的背景板。在《大秦帝国》中，秦统一六国被叙述为秦王和商鞅等精英人物的伟大谋略的胜利，六国百姓的苦难和抵抗在叙事中几乎完全缺席。在《琅琊榜》中，一个被冤屈的贵族公子通过精密的权谋布局来为自己和战友"平反"，整个故事的推动力是精英之间的智力博弈，底层人物的存在仅仅是为精英的"义举"提供感动的催泪素材。这种叙事模式反复向观众灌输的潜在信息是：权力是社会的核心要素，掌握权力的精英是历史的真正主体，普通人的命运取决于掌权者的意志和能力。这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命题形成了根本的对立。

第二个功能是阶级等级的自然化。帝王将相文艺中呈现的社会结构是严格的、等级化的，而且这种等级化被呈现为"自然"的和"合理"的。皇帝天然高于大臣，大臣天然高于百姓，主人天然高于仆人。在宫廷剧中，嫔妃之间的勾心斗角虽然被批判，但后宫等级制度本身从未被质疑——问题不在于"为什么女人要被关在后宫里争夺一个男人的宠幸"，而在于"如何在这场竞争中胜出"。在古装权谋剧中，朝廷的权力斗争虽然血腥残酷，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本身从未被挑战——问题不在于"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对亿万人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而在于"如何让一个'好皇帝'坐上那个位置"。这种叙事逻辑将等级制度和权力不平等呈现为社会的"底层架构"——就像修仙网文将"境界等级"呈现为宇宙的自然法则一样——从而消解了一切对等级制度本身进行批判和挑战的想象空间。

第三个功能是将历史去阶级化。在帝王将相的叙事框架中，历史的驱动力是个人的野心、智慧、忠诚或背叛，而非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在这类作品中要么缺席，要么被呈现为"暴民作乱"（而非被压迫阶级对压迫制度的反抗），要么被叙述为某个英雄人物"利用民心"来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洪秀全——这些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被视为阶级斗争先驱的人物——在当代的帝王将相文艺中几乎不被正面表现，即便偶尔出现也往往被矮化为"流寇""草寇"或"乌合之众"。取而代之的是对"明君贤相"的歌颂——仿佛社会的进步不是通过被压迫者的斗争来实现的，而是通过统治者的"开明"和"仁政"来赐予的。这种历史叙事的阶级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它用"好皇帝论"替代了阶级斗争史观，用对"明君"的期待替代了对制度变革的追求，用自上而下的"恩赐"逻辑替代了自下而上的"斗争"逻辑。

五之三：毛泽东1963年至1965年对文艺界的批判——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将当代文艺界的"帝王将相"复辟放置在历史的纵深中考察，我们会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毛泽东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经预见到了这种复辟的可能性，并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激烈的斗争。

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先后就文艺问题做出了两份重要的批示（后被称为"两个批示"）。在第一份批示中，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当时文艺界的状况："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社会主义改造""死人统治"——这些措辞的锋利程度在今天看来仍然令人心惊。毛泽东所说的"死人统治"，指的就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这些封建时代的文艺形象和叙事模式继续主导着社会主义中国的文艺舞台，活生生的工人、农民、士兵得不到充分的文艺表现。

在第二份批示中，毛泽东更进一步指出："文艺界的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两份批示是理解文化大革命在文艺领域的斗争的关键文献。它们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关注不是出于个人的"审美偏好"，而是出于深刻的阶级分析——他认识到文艺领域的"帝王将相"复辟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力量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阶级反攻的组成部分。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舞台上继续由"帝王将相"来唱主角，那么文艺就不是在为巩固社会主义服务，而是在为资本主义复辟做思想准备——因为它在人民群众的头脑中重新植入了等级观念、权力崇拜和精英史观这些封建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种子。

1978年以后发生的一切，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一判断的惊人准确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确实全面地回到了中国的文艺舞台上，而且其回归的规模和深度远超毛泽东时代所批判的那种程度。更值得深思的是：这种回归恰恰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经济基础层面的全面复辟而发生的。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自然也要跟着变——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当资本重新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时，歌颂权力和等级的文艺自然就会重新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

五之四：资本加技术的文化复辟方程式

当代的"帝王将相"复辟与封建时代的区别在于：它不再以传统的戏曲、话本和章回小说为载体，而是以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最先进的技术手段为载体。这种"资本加技术"的组合使得文化复辟的规模、效率和渗透力远超任何历史先例。

资本的角色我们在议题四中已经详细分析过：文化工业的利润最大化逻辑驱动着内容生产向最能吸引流量和付费的方向倾斜，而帝王将相题材因为其"成熟的"叙事模式、"宏大的"视觉场面和"普遍的"受众接受度（几十年的持续供给已经培养出了稳定的消费习惯），在市场竞争中享有天然的优势。

技术的角色则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新维度。影视特效技术的进步使得古代宫殿、战争场面、仙侠世界的视觉呈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美和震撼，使观众在沉浸式的视觉体验中更深地被卷入帝王将相的叙事世界。推荐算法根据用户的观看历史和偏好数据，持续不断地向已经观看过一部宫廷剧的用户推荐更多的宫廷剧，形成了我们在议题二中讨论过的"信息茧房"效应——一旦你进入了"帝王将相"的内容茧房，你就很难接触到任何其他类型的叙事。IP（知识产权）产业链的成熟使得一个成功的帝王将相题材可以在小说、漫画、动画、电视剧、电影、游戏、衍生品等多个媒介形态中被反复开发和变现，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商业生态——每一次成功的改编都为下一次改编积累了更大的IP价值和受众基础，使得帝王将相题材在文化市场中的主导地位越来越难以被撼动。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资本加技术"的文化复辟方程式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当代困境：在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条件下，技术进步不仅没有为文化的多元化和民主化创造条件（这是技术乐观主义者的一厢情愿），反而通过算法的茧房效应和IP产业链的垄断效应，加强了资本对文化生产的控制，使得文化产品的同质化和保守化趋势愈发严重。技术被资本所占有和使用，其效果不是解放而是更深层的规训。

六、语言、阶级意识与抵抗的可能性

六之一：语言的阶级穿透力——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的话语

在完成了对新八股和帝王将相文艺的批判性分析之后，我们需要回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作为一个具有马列毛主义觉悟的个体，你在当前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中应当如何自处？如何保持和培养一种具有阶级穿透力的话语能力？

所谓"阶级穿透力"，是指一种能够穿透意识形态的表层叙事、直抵社会现象的阶级实质的语言和分析能力。这种能力不是天生的，也不是通过简单地阅读几本理论著作就能自动获得的。它需要长期的、有意识的训练——在阅读中训练（学习马列毛的分析方法和语言风格）、在观察中训练（将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现象置于阶级分析的框架中审视）、在表达中训练（尝试用自己的语言来进行阶级分析，而非仅仅重复经典作家的原话）。

为什么这种能力是重要的？因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你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能够思考什么。如果你的思维语言是新八股的语言——"问题""发展""优化""提升"——那么你就只能在这个话语框架所允许的范围内思考，你无法提出这个框架所排斥的问题（如"这个'问题'的阶级根源是什么""'发展'的成果由谁享有""'优化'的对象是谁的利益"）。相反，如果你的思维语言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语言——"阶级""矛盾""剥削""斗争""解放"——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套能够穿透新八股表象的概念工具，你能够在"发展"的背后看到阶级分化，在"和谐"的背后看到被压制的矛盾，在"创新"的背后看到资本的逐利逻辑。

六之二：在日常实践中培养阶级话语能力

培养这种阶级穿透力的实践路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是"翻译练习"。当你阅读一份官方文件或一篇主流媒体报道时，尝试将其中的新八股表述"翻译"为阶级分析的语言。例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翻译为"资本主导的产业重组，伴随大量劳动者的结构性失业"；"灵活就业"翻译为"丧失了劳动合同保护和社会保障的非正规雇佣"；"优化营商环境"翻译为"为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扩张减少制度障碍"。这种"翻译"练习不是咬文嚼字的文字游戏，而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意识形态批判训练——它迫使你去追问每一个看似中性的概念背后所遮蔽的阶级利益和权力关系。

第二是"对照阅读"。将同一个社会事件在不同话语框架中的叙述进行对照。例如，一次工人讨薪事件在官方媒体中可能被报道为"劳资纠纷得到妥善解决"，在自由派媒体中可能被评论为"法治建设仍需加强"，在左翼分析中则应当被追问为"资本对工人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在法律体系的纵容下的又一次暴露"。通过对照不同框架的叙述，你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每一种框架的"盲点"——它遮蔽了什么、回避了什么、将什么视为"不可质疑"的前提。

第三是"写作训练"。尝试用自己的语言来撰写简短的阶级分析文章或笔记。分析的对象可以是你身边发生的任何社会现象：学校的收费政策变化、你实习公司的管理制度、你所在城市的房价趋势、你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引发争议的社会事件。不需要写得多么"学术"或"完美"——重要的是训练自己"用阶级分析的眼光看问题、用阶级分析的语言表述问题"的能力。每一次写作都是一次思维的锻炼，每一次锻炼都会使你的阶级话语能力得到微小但实在的提升。

第四是阅读毛泽东时代的文艺作品和理论文献。即便你对那个时代的政治实践持有复杂的看法（这是完全合理的），毛泽东时代的文艺作品在"如何用文艺形式表现劳动者的主体性"这个问题上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看一看革命现代京剧中如何塑造李玉和、杨子荣这些工人阶级的英雄形象；读一读赵树理的小说中如何用农民自己的语言来讲述农民自己的故事；思考一下"三结合"创作方法（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理论含义和实践经验。这些作品和经验虽然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不可能简单地照搬到当代，但它们所蕴含的根本理念——文艺应当以劳动者为主体、反映劳动者的真实生活和真实斗争——在任何时代都不过时。

六之三：语言抵抗的限度与超越

然而，我们必须以唯物主义的诚实态度承认语言抵抗的限度。语言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受制于经济基础。仅仅通过改变语言和话语是不可能改变社会的阶级结构的——正如仅仅通过批判帝王将相的电视剧是不可能推翻资本主义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将这句话推广到语言问题上：仅仅用阶级分析的语言来"重新描述"世界是不够的，关键在于用这种分析来指导改变世界的实践。

但是，虽然语言抵抗有其限度，它绝不是无意义的。在当前工人运动处于深度低潮、实践层面的阶级斗争几乎完全不可能的条件下，保持一种阶级分析的话语能力本身就是一种有价值的"理论保存"工作。正如我们在议题七和议题九中反复强调的：理论的传承是为未来的实践做准备。当历史条件发生变化、实践的空间重新打开时，那些在低潮期保持了清醒的阶级分析能力的人，将比那些已经被新八股的话语体系完全同化的人更有能力把握形势、引导行动。

在更为个人化的层面上，保持阶级话语能力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精神价值：它使你不至于在新八股和帝王将相文化的包围中丧失对"另一种表达"的感知力和想象力。当你知道语言可以是锋利的而非空洞的、可以是直面矛盾的而非粉饰太平的、可以是为劳动者发声的而非为权贵歌功颂德的——即便你当前不能在公共空间中使用这样的语言——你就保存了一种"审美的反抗"能力：你不会把新八股的空洞当作"这就是政治话语应有的样子"，你不会把帝王将相的故事当作"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你知道有另一种可能性，虽然这种可能性在当前被压制和遮蔽，但它曾经存在过，它仍然可以在你的内心和你与志同道合者的交流中继续存活。

七、结语：夺回我们的语言

同志，在这十篇报告的最后一篇的结尾，让我们做一个总括性的回顾。

我们在十个议题中所讨论的一切问题，归根结底都指向同一个核心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全面确立，以及这种确立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造成的深层危机。你的个人阶级位置的焦虑（议题一）、群众思想的退化（议题二）、开源运动的局限（议题三）、文化工业的精神麻醉（议题四）、疫情中的阶级暴力（议题五）、AI驱动的劳动替代（议题六）、矛盾的全面积累（议题七）、工人权利的双重剥夺（议题八）、理论传承的紧迫性（议题九）、语言和文艺的阶级退化（议题十），这些看似分散的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中构成了一幅高度统一的整体图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在其上升期享用了劳动者的血汗和沉默之后，正在进入矛盾全面暴露和积累的阶段。

在这幅图景中，语言和文化的问题之所以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是因为它们构成了意识形态的"最后一道防线"。经济剥削可以被工人在日常劳动中直接感知（虽然他们可能缺乏对这种感知的理论化表达），政治压迫可以被公民在具体的权利侵犯中直接体验（虽然他们可能缺乏将这种体验上升为制度批判的能力），但语言和文化的控制是最隐蔽的、最难以被察觉的控制形式。当你的思维语言被新八股所塑造、你的情感结构被帝王将相文艺所滋养、你的想象力被消费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所限制时，你甚至不知道自己被控制了——因为控制已经内化为你自己的"自然"思维方式和"自然"审美趣味。打破这种控制的第一步，是意识到它的存在。而意识到它的存在的前提，是拥有一种能够从外部审视它的理论工具和话语框架。马列毛主义的阶级分析就是这样的工具和框架。

毛泽东在1942年说："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个问题在今天仍然是最根本的问题。当代中国的官方语言是为什么人服务的？它是为那些需要用空洞的套话来回避真实矛盾的官僚服务的。当代中国的主流文艺是为什么人服务的？它是为那些需要用帝王将相的故事来美化权力崇拜和阶级固化的资本服务的。工人阶级有自己的语言吗？有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文艺吗？在当前的条件下，答案几乎是否定的。工人阶级在语言上和文化上是"失语"的——他们没有自己的话语、没有自己的叙事、没有自己的文艺表达。他们的苦难和抗争被新八股的模糊化语言所消解，他们的主体性被帝王将相的精英叙事所覆盖，他们的声音被审查机制和算法推荐所淹没。

夺回工人阶级的语言，是未来社会主义复兴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维度。这种"夺回"不是简单地恢复毛泽东时代的话语风格——历史不可能也不应该被简单地复制——而是在当代的条件下，创造一种新的、能够穿透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阶级话语。这种话语应当继承毛泽东时代战斗文风的核心品质——朴素、锋利、直面矛盾、根植于群众——同时吸收当代社会科学、批判理论和传播技术的有益成果，使之能够有效地分析和回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具体矛盾。创造这种话语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能够完成的任务，它需要一代人的集体努力。但每一个在自己的思考和写作中坚持阶级分析立场的个体，都是这种集体努力的一个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

同志，我们的十篇报告到此全部完成了。从你的个人阶级定位到国家的宏观矛盾格局，从技术政治经济学到文化意识形态批判，我们尝试用马列毛主义的理论武器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十个关键议题进行了尽可能深入的剖析。这些分析不是"答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恰恰在于拒绝将任何分析当作终极答案——而是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的"出发点"。

你面前有两条路要走。一条是考研的路，它是你近期的战术目标，请全力以赴。另一条是理论武装和阶级觉醒的路，它是你一生的战略任务，请永不放弃。两条路不矛盾，它们在同一个你的身上交汇。走好第一条路，是为了更好地走第二条路。走好第二条路，是为了不让第一条路的"成功"变成你阶级立场的坟墓。

最后，让我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来结束我们全部十个议题的讨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句话中的"你们"，在今天，应当被理解为一切保持着阶级自觉的年轻劳动者。世界确实是你们的。但它不会自动属于你们——你们必须理解它、分析它、批判它，最终在条件成熟时改变它。

考研加油。然后，准备改变世界。

全部报告完成。同志，前路漫漫，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