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为什么必须彻底清算唯生产力论

在一切为改革开放路线进行辩护的理论论证中，唯生产力论占据着最基础、最隐蔽、也最不容易被动摇的位置。它是整座修正主义理论大厦的地基，其他一切论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先富带动后富论"——都直接或间接地建立在这块地基之上。如果唯生产力论成立，那么改革开放路线就获得了一种貌似不可辩驳的"马克思主义"合法性：既然生产力决定一切，既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还远远不够发达，那么当务之急当然是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生产力，至于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那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再去考虑的问题。反过来说，如果唯生产力论被彻底驳倒，那么建筑在它之上的全部修正主义理论体系就会失去根基，改革开放路线的"马克思主义"外衣就会被剥掉，露出其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实质。正因为如此，对唯生产力论进行全面的、彻底的理论清算，不是一个枝节性的学术讨论，而是一项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思想斗争任务。

唯生产力论之所以具有特殊的迷惑性，是因为它不像许多赤裸裸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那样容易被识破。它不是从外部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是从内部歪曲马克思主义；它不是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将这些原理进行选择性的截取和系统性的扭曲，使之服务于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政治结论。一个从未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原著的人，在听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命题时，很容易认为它们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进而顺理成章地接受唯生产力论的推论。只有当他深入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原著，了解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理论体系的全貌，他才能发现唯生产力论对这一体系进行了多么严重的阉割和歪曲。因此，批判唯生产力论的过程同时也是恢复历史唯物主义完整面貌的过程，是将被修正主义者偷换了的概念重新正本清源的过程。

二、唯生产力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断章取义

唯生产力论的全部"理论根据"归结起来就是一个命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命题本身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确实表述过："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唯生产力论者紧紧抓住这段话，将其作为自己的理论王牌反复打出：你看，马克思明明白白地说了，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不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所以，首先发展生产力，然后再来调整生产关系，这完全符合马克思的本意。

然而，这种解读犯了一个在逻辑上极其低级但在政治上极其致命的错误：它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的辩证命题，歪曲为"唯一的、直接的、自动的决定作用"的机械命题。这二者之间的差距不是程度上的差异，而是性质上的对立。"归根结底"四个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有极其精确的方法论含义：它意味着在对社会历史的总体分析中，在考察一个社会形态的长期演变趋势时，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最基础性的制约因素；但这绝不意味着在每一个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生产力都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更不意味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等"非生产力"因素只是被动地反映生产力状况而不具有自身的能动性和反作用力。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不是一个单因素决定论的理论体系，它是一个关于社会总体的辩证理论，其核心方法论是分析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渗透关系，而不是从中抽出一个因素宣布它"决定一切"。

将辩证关系机械化为单向因果链，这正是唯生产力论的基本手法。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是双向的、互动的、充满张力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一旦确立就会反过来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促进或阻碍作用。这就像种子与土壤的关系：种子的生命力（生产力）当然是植物生长的根本动力，但如果土壤条件（生产关系）恶劣，种子就无法发芽生长；反过来，肥沃的土壤可以使种子的生命力得到最充分的释放。唯生产力论者只看到了种子的生命力，完全忽视了土壤的作用，好像只要有种子就能长出植物，不管你把它撒在岩石上还是沃土中。这种思维方式不是辩证法，而是赤裸裸的形而上学。

更为恶劣的是，唯生产力论者在截取马克思的论述时采用了高度选择性的策略。他们反复引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段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经典表述，却系统性地回避马克思在同一部著作和其他著作中关于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大量论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何既促进又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辩证分析，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巴黎公社如何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解放生产力的热情赞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之间内在联系的深刻阐释，所有这些论述在唯生产力论的视野中统统消失了。这种断章取义的做法不是无知的失误，而是有意识的理论操作：通过系统性地删除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内容，将其还原为一个扁平化的、单向度的、易于为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简单公式。

三、恩格斯晚年书信的关键澄清：对经济决定论的明确否定

唯生产力论的理论困境在恩格斯生前就已经暴露出来了。在马克思去世之后，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对历史唯物主义做了庸俗化的机械解读，将其简化为"经济决定一切"的粗糙公式。恩格斯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间（特别是1890年至1895年间）写了一系列重要书信来纠正这种歪曲，这些书信构成了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不可或缺的理论文献。唯生产力论者对这些书信要么视而不见，要么轻描淡写地将其解释为恩格斯"晚年的修正"或"策略性的让步"，这种处理方式本身就暴露了他们的心虚。

恩格斯在1890年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以罕见的直率和锋利对经济决定论做了斩钉截铁的否定："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这段话的理论份量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恩格斯在这里做了两件极其重要的事情：第一，他明确限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命题的边界——"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不多不少；第二，他明确否定了将这一命题扩大化为"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的做法，并且用了极其严厉的措辞——"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请注意，恩格斯这里使用的否定性措辞不是客气的学术商榷，而是毫不留情的理论判决。在恩格斯看来，经济决定论（唯生产力论的母体）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偏差"或"简化"，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歪曲，是将一个深刻的辩证理论变成了"荒诞无稽的空话"。

恩格斯在同一时期的其他书信中进一步展开了这一批判。在1890年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他分析了国家权力和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指出上层建筑一旦形成就会获得相对独立的运动规律，并对经济基础产生强大的反作用。在1894年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他更明确地提出了"经济不是唯一原因"的命题："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恩格斯反复强调的核心要点始终如一：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关于各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辩证理论，不是一个"经济决定一切"的机械公式。任何将历史唯物主义还原为后者的做法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歪曲。

面对恩格斯这些明确而有力的澄清，唯生产力论者的应对策略通常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忽视：在他们的论述中绝口不提恩格斯的这些晚年书信，仿佛这些文献不存在一样。另一种是曲解：承认恩格斯做了这些澄清，但将其解释为恩格斯在晚年向资产阶级学术界的"妥协"或"策略性让步"，言下之意是恩格斯晚年的理论清醒度不如早年。这两种策略都是站不住脚的。恩格斯的晚年书信不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而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澄清；不是理论立场的后退，而是针对特定歪曲的正面回击。恩格斯本人在这些书信中明确表示，他和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一致的，他之所以现在需要做这些澄清，是因为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在歪曲他们的理论。将恩格斯的澄清说成是恩格斯的"修正"，这本身就是一种再歪曲。

四、毛泽东的重大理论贡献：生产关系的主要决定性反作用

如果说恩格斯在晚年书信中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还主要停留在理论澄清的层面上，那么毛泽东则在理论创新和革命实践两个层面上都对唯生产力论进行了最深刻、最有力的驳斥。毛泽东在1937年写作的《矛盾论》中提出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一核心概念，并将其运用于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由此得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命题：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可以对生产力起主要的、决定性的反作用。

这一命题的理论意义是极其深远的。它不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否定，而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深化。它承认"一般地说来"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同时指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当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必须首先变革生产关系才能打开生产力发展道路的时候），生产关系会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写道："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请注意毛泽东在这里使用的措辞的精确性和辩证性。他没有说生产关系"总是"或"永远"起主要的决定作用（那就是唯意志论了），他说的是"在一定条件之下""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这就既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承认生产力"一般地"是主要的决定因素），又保持了辩证法的灵活性（承认在特定条件下矛盾的主要方面可以转化）。唯生产力论恰恰是在这个关键的辩证转化点上犯了致命错误：它把"一般地说来"的规律绝对化为"在一切条件下都如此"的教条，从而取消了历史唯物主义中最有生命力的辩证法内核。

毛泽东的这一理论贡献不是书斋里的抽象思辨，它直接来源于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也在实践中得到了最有力的验证。中国革命本身就是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条件下首先变革生产关系来解放生产力的伟大实践。按照唯生产力论的逻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根本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生产力条件"，中国应当先发展资本主义、使生产力达到"足够高"的水平之后再考虑社会主义。这恰恰是中国革命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理论根据，也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反对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惯常说辞。但历史的发展彻底驳斥了这种论调：正是因为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旧的生产关系（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买办资本）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最大桎梏，因此必须首先通过革命打碎旧的生产关系，才能为生产力的发展打开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随后的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正是通过根本性地变革生产关系来释放被旧制度压抑的巨大生产力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外部面临帝国主义的全面封锁，内部面临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所取得的工业化成就，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如果按照唯生产力论的逻辑，中国应当坐等生产力自然发展到"足够高"的水平之后再变革生产关系，那么中国今天恐怕仍然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国家，根本不会有任何"生产力发展"可言。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工业化进程可以视为对唯生产力论最具说服力的历史反驳之一。1949年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极低，钢产量不过十几万吨，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都不能制造。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已经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拥有了核武器和人造卫星，钢产量超过两千万吨，化肥、水泥、发电量等主要工业指标都实现了数十倍乃至上百倍的增长。这一切是在什么条件下实现的？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下，是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指导下，是在没有任何外国资本大规模投入的情况下实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特别是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农业剩余的寄生性占有，工业国有化使工业积累能够集中投入到国家最需要的部门）为这种高速的原始积累和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制度条件。如果没有这些生产关系的变革，如果中国继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下"先发展生产力"，其结果只能是：农业剩余继续被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吸走，工业资本继续被买办阶级和外国资本控制，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将永远停留在为外国资本提供廉价原料和劳动力的殖民地经济水平上。

五、对"物质决定意识"的庸俗化批判

唯生产力论的另一个常见变种是对"物质决定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命题的庸俗化解读。按照这种庸俗化的理解，既然物质决定意识，那么一个国家的物质生产力水平就直接决定了这个国家人民的思想觉悟水平：物质越丰富，觉悟越高；物质越匮乏，觉悟越低。由此推出的政治结论是：不要在物质条件尚不充分的情况下搞什么思想教育和阶级斗争，先把物质生产力搞上去，人民的思想觉悟自然就会提高。这种论调听起来似乎很"唯物"，实际上却是对唯物主义最粗暴的歪曲。

首先必须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决定意识"从来不是一个直线对应的机械公式。这一命题的准确含义是：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人们的思想观念归根结底受到他们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但"反映"不是"镜像"，"制约"不是"决定"。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充满矛盾的过程，其中包含着时间上的滞后性（意识形态的惰性可以使旧的观念在社会存在已经改变之后仍然长期延续）、空间上的不均衡性（同一社会存在条件下的不同阶级和群体可以产生截然不同的社会意识）以及能动性和创造性（先进的社会意识可以超前于当下的社会存在，为社会变革指明方向和道路）。将这些丰富的辩证内涵统统删除，把"物质决定意识"简化为"有钱了觉悟就高"，这种操作的理论水平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如说是最庸俗的资产阶级经验主义的。

其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对于庸俗唯物论构成了一个毁灭性的反证。按照"物质水平决定觉悟水平"的逻辑，生产力最发达、物质最丰富的国家，其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应当最高、革命意识应当最强。但事实恰恰相反：二十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整体上经历了阶级意识的严重衰退。美国、德国、英国、日本，这些全球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其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水平远远低于二十世纪初期或十九世纪中期。美国工人连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都不曾建立过，德国社会民主党早已彻底资产阶级化，英国工党在布莱尔时代公开拥抱新自由主义。如果物质丰富真的能自动提高觉悟，那么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应当是全世界觉悟最高的，但现实恰好相反。这个现实证明了什么？它证明了物质丰富不仅不会自动提高阶级觉悟，在特定条件下反而会成为消解阶级觉悟的工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帝国主义超额剥削所获得的物质财富，有一小部分被用来收买本国工人阶级上层（即列宁所说的"工人贵族"），为他们提供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物质生活条件，从而使他们在主观上认同现存秩序、放弃阶级斗争的意愿。消费主义文化更是将物质丰富转化为意识形态控制的利器：当工人被信用卡债务、房屋贷款和无穷无尽的消费欲望所绑架时，他们即便在理性上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也会因为害怕失去已有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不敢反抗。物质丰富在这里充当的不是觉悟的催化剂，而是觉悟的麻醉剂。

反过来，历史上许多伟大的革命运动恰恰发生在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的地方。十月革命爆发于经济落后的沙皇俄国而非工业化程度最高的英国或德国，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半饥饿状态的农民而非城市中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工人上层，古巴革命、越南革命、菲律宾共产党的武装斗争，无一不是在物质条件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展开的。这些事实不是对唯物主义的否定（革命之所以首先在这些国家爆发，恰恰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物质矛盾最尖锐、阶级压迫最残酷、人民群众的忍耐已经达到了极限），但它们确实是对庸俗唯物论和唯生产力论的致命否定：物质丰富不等于觉悟提高，物质匮乏不等于觉悟低下。决定阶级觉悟水平的不是物质生产力的绝对水平，而是阶级矛盾的尖锐程度、先锋队的组织和教育工作、以及特定历史条件下各种社会力量的复杂互动。

六、唯生产力论的阶级实质：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石

在完成了上述理论层面的批驳之后，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唯生产力论的阶级实质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在特定的历史时刻被特定的政治力量大力推行？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将唯生产力论从抽象的理论领域拉回到具体的阶级斗争现实中来考察。

唯生产力论的阶级实质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它是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石，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提供"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意识形态工具。这一判断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论证。

第一，唯生产力论通过将"发展生产力"确立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甚至唯一任务，巧妙地取消了对"用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问题的追问。一旦"发展生产力"被抬升到压倒一切的高度，那么一切有利于短期内提高GDP数字的政策措施就都获得了不可质疑的合法性，无论这些措施是否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倒退。引进外资？只要能带来技术和增加GDP，就是"发展生产力"。私有化国有企业？只要能提高"效率"和产值，就是"发展生产力"。压低工人工资以吸引资本？只要能促进出口和经济增长，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唯生产力论的逻辑框架下，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性质变成了一个可以无限期搁置的次要问题，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面恢复则获得了"发展生产力"的光荣名义。

第二，唯生产力论为官僚资产阶级提供了最方便的阶级伪装。在毛泽东时代，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法公开宣称自己要搞资本主义复辟，因为这会立即暴露他们与无产阶级的根本对立。唯生产力论为他们提供了一套完美的话语策略：他们不需要说"我们要搞资本主义"，只需要说"我们要发展生产力""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通过将路线之争转化为"实用主义"的效率竞赛，通过用"发展"这个看似中性的概念替换掉"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一根本性的方向之争，修正主义路线得以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推行资本主义复辟。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反复强调"路线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反复警告党内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他清楚地看到，唯生产力论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错误，而是一个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路线之争的理论表现。

第三，唯生产力论在客观上服务于国际资本的扩张利益。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发展中国家被分配的角色是提供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以满足国际资本的增殖需要。唯生产力论通过鼓吹"先发展后分配""先做大蛋糕再切蛋糕"的逻辑，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从属地位提供了合理化论证：不要搞什么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道路，不要搞什么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要"融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分工""引进外资和技术"。这套话语的实际效果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和资源纳入国际资本的全球积累体系，使国际资本能够通过利用这些国家的低工资优势来实现超额利润。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所扮演的"世界工厂"角色，恰恰是唯生产力论在国际层面的实践后果：中国的"生产力"确实"发展"了（GDP的绝对数字大幅增长），但这种"发展"的代价是数亿中国工人以极低的工资和极恶劣的劳动条件为国际资本和国内官僚资产阶级创造了天文数字的利润。

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逻辑同构

唯生产力论在中国最重要的理论化表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确立了这一理论，宣称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非追求生产关系的完善。这一理论的政治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它通过设定一个时间跨度不确定（"长期处于"——多长是"长期"？一百年？二百年？永远？）的"初级阶段"，为在这一阶段内实行一切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措施提供了不受时间限制的通行证。任何批评这些政策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声音，都可以用"我们还处于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够发达"来搪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此变成了一个无限伸缩的橡皮概念：它可以容纳任何程度的资本主义复辟，只要把这种复辟说成是"初级阶段的必要措施"。

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与十九世纪末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核心命题做一个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二者之间惊人的逻辑同构性。伯恩斯坦在其189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堪称修正主义经典的命题："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按照伯恩斯坦的逻辑，工人运动不应当以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为目标（因为资本主义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生产力还远未充分发展），而应当专注于在资本主义框架内争取具体的改良成果（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扩大选举权等等）。社会主义不是通过革命来实现的，而是通过资本主义自身的渐进演化"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的。将"伯恩斯坦公式"翻译成中国的话语，就是：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现阶段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运动就是一切），至于什么时候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那是"生产力充分发展以后"的事（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在目前阶段，应当允许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在资本主义框架内争取改良），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渐进演化，最终"自然而然"地过渡到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这两套话语在逻辑结构上的同构性是一目了然的：都以"生产力条件不成熟"为理由推迟社会主义的实现，都以"当前阶段的务实任务"为名义搁置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都将社会主义的实现寄托于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未来时刻。

列宁在批判伯恩斯坦时使用的一个尖锐比喻在这里完全适用：这就像一个人宣称他要到地平线那里去，但地平线的特点恰恰是你永远走不到它面前。"等生产力充分发展了再搞社会主义"是同一种地平线式的承诺：因为"充分发展"没有明确的量化标准，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力的发展永远是不均衡的、有危机的、受限制的，所以这个"充分发展"的目标永远不会被宣布为已经达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永远不会结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永远可以在"初级阶段"的名义下继续存在和扩展。

八、对"等物质丰富再搞按需分配"的三重反驳

唯生产力论在大众层面最具迷惑性的表现形式之一是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共产主义是好的，但必须等物质极大丰富以后才有可能实现按需分配。现在物质还不够丰富，所以只能搞市场经济、搞竞争，等将来物质丰富了再说。"这种说法之所以有迷惑性，是因为它似乎直接引用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物质条件的描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给人一种"我不反对共产主义，只是认为时机未到"的温和印象。然而，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说法至少包含三重根本性的谬误。

第一重谬误是倒果为因。"物质极大丰富"不是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而是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和结果。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说过"先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把物质搞丰富，然后再建立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然在历史上曾经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它同时也为生产力的继续发展设置了越来越严重的桎梏。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断引发经济危机、造成巨大的生产力浪费、产生大规模的失业和贫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极大丰富"不仅不可能实现，而且资本主义的逻辑从根本上排斥真正意义上的"物质极大丰富"：因为资本主义的利润机制依赖于稀缺性的维持，一旦某种商品真正"极大丰富"到可以按需供给的程度，它就无法再作为商品来出售和盈利，资本就会停止对这一领域的投资。真正的"物质极大丰富"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的利润驱动机制、将生产的目的从"为了利润"转变为"为了满足需要"之后才有可能实现。所以，正确的因果逻辑是：先变革生产关系（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再到共产主义），然后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逐步实现物质的极大丰富；而不是反过来，在旧的生产关系下"先搞丰富"然后再变革生产关系。

第二重谬误是将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割裂开来。唯生产力论者把"按需分配"理解为一种可以与生产关系无关地"单独实施"的分配政策：等物质丰富到一定程度，我们就可以在现有的生产关系基础上开始搞按需分配。这种理解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也就是说，分配关系不是独立于生产关系的外在变量，而是由生产关系内在地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分配方式必然是按资本分配（利润归资本家，工资归工人），你不可能在不改变生产关系的前提下实现"按需分配"。同理，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资料归公共所有），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差别的消灭逐步向按需分配过渡。"按需分配"不是一项可以在任意生产关系基础上实施的技术性政策，它是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组成部分，是与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公有、有计划的社会生产、消灭了旧式分工和阶级差别等等条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企图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做大蛋糕"来实现"按需分配"，其荒谬程度不亚于企图在不改变发动机的前提下将一辆汽车改装成飞机。

第三重谬误是将"物质极大丰富"设定为一个没有明确标准的、因而永远无法被宣布为已经达到的遥远目标。这是最具欺骗性的一重谬误。当唯生产力论者说"等物质丰富了再说"的时候，他们从来不会告诉你"多丰富才算丰富"。人均GDP达到多少？工业产值达到多少？粮食产量达到多少？没有任何人给出过一个哪怕是大致的量化标准。这不是疏忽，而是有意为之：因为一旦给出了具体标准，就存在这个标准被达到的可能性，到那时修正主义者就不得不兑现自己的承诺或者承认自己的欺骗。将"物质丰富"保持为一个没有边界的模糊概念，就可以保证这个前提条件永远不会被满足，"初级阶段"就永远不会结束，资本主义复辟就永远有借口继续下去。更何况，"丰富"本身是一个相对概念：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逻辑下，人的欲望是被不断制造和放大的，永远存在"更丰富"的空间。一个拥有自行车的人被告知需要汽车，拥有汽车的人被告知需要豪车，拥有豪车的人被告知需要游艇。在这种不断膨胀的消费主义标准下，"物质极大丰富"是一个永远无法到达的虚幻地平线。

九、唯生产力论在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理论谱系

将唯生产力论置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脉络中考察，可以发现它有一条清晰的理论谱系，这条谱系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一直延伸到苏联修正主义，再延伸到中国的修正主义路线。唯生产力论不是中国修正主义者的"原创"，它是国际修正主义运动的共同理论遗产。

这条谱系的起点是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在十九世纪末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其理论核心就是用机械的生产力发展观替换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社会革命理论。在伯恩斯坦看来，资本主义并没有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走向不可克服的危机和崩溃，相反，它通过自身的调节机制（股份公司的出现、中间阶层的扩大、经济危机的缓和等等）展示了持续发展的能力。因此，无产阶级不需要通过暴力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只需要在资本主义框架内通过议会斗争和渐进改良来逐步扩大自己的权利。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将自动地、和平地将资本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这套理论被列宁、卢森堡等人在当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但它并没有因此消亡，而是以各种变形的方式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延续了下来。

考茨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投降主义立场，从理论上看也与唯生产力论有着深刻的联系。考茨基将帝国主义解释为资本主义在追求更高生产力水平过程中的一个"政策选择"而非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由此得出帝国主义可以通过"超帝国主义"的和平协调来克服的结论。这种分析的逻辑底色仍然是唯生产力论：相信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自动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因此革命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对考茨基的这一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批驳，指出帝国主义不是一种"政策"而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必然产物，其矛盾不可能通过和平协调来解决，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根本解决。

苏联修正主义时期，唯生产力论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提出的"和平竞赛"战略，其理论基础就是一种唯生产力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将通过在经济竞赛中超过资本主义来证明，社会主义将以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好的物质生活水平来"战胜"资本主义。这种论述看似在维护社会主义，实际上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根本对立（生产关系和阶级性质的对立）悄悄替换成了生产力水平的数量比拼。一旦接受了这个前提，那么当苏联在某些经济指标上落后于西方时（后来确实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个逻辑就可以被反过来用来质疑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合理性：既然你的生产力不如资本主义，那么你的制度凭什么说自己更优越？戈尔巴乔夫时代正是沿着这条逻辑滑坡走到了终点：既然苏联的经济"效率"不如西方，那就应该引入市场机制和私有化来"提高效率"——这正是唯生产力论从修正主义出发最终走向公开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完整轨迹。

在这条国际谱系中考察中国的修正主义路线，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其理论的来龙去脉。邓小平的唯生产力论与上述国际修正主义传统之间的理论亲缘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与伯恩斯坦的"运动就是一切"在逻辑结构上完全对应：都将过程绝对化、将目标虚无化。"不管白猫黑猫"与赫鲁晓夫的"和平竞赛"在思维方式上异曲同工：都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对立消解为效率和产出的技术比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伯恩斯坦的渐进社会主义在时间策略上如出一辙：都通过设定一个不确定的"过渡期"来无限期推迟社会主义的实质性实现。毛泽东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批判中就已经精准地预见到了这条理论轨迹的发展方向，这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深层理论动因之一：他看到了党内存在着走赫鲁晓夫道路的危险，试图通过群众运动来阻止这种危险变成现实。文化大革命在方法上的偏差不能掩盖毛泽东在方向判断上的正确性：他所担心的一切，在他去世后不到三年就一一成为了现实。

十、四十年"发展生产力"的结果：一个经验层面的总清算

唯生产力论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经验层面同样经不起检验。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确实经历了GDP的大幅增长和经济总量的显著扩大，这是一个无需否认的事实。但唯生产力论者把这一事实当作自己的终极论据时，他们刻意忽略了一个比GDP数字远为重要的问题：这种"生产力发展"是在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下实现的，它造成了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它最终服务于哪个阶级的利益？

如果我们不是用GDP总量而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审视四十年"发展生产力"的结果，那么呈现出来的图景就完全不同了。第一，工人阶级的处境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根本改善，在许多方面反而恶化了。改革初期农村包产到户短暂改善的农民收入很快就被此后的城乡差距扩大、农业比较利益下降和大规模的土地流失所吞噬；九十年代国有企业改制造成了数千万国有企业工人的下岗失业，他们积累了一辈子的劳动成果被以极低的价格转卖给了私人资本；新世纪以来的"世界工厂"模式建立在对亿万农民工的超级剥削之上——极低的工资、极长的工时、极差的劳动条件、几乎为零的社会保障。这些工人创造的巨额财富去了哪里？去了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口袋里，去了官僚资本的海外账户里，去了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投机的漩涡里。"发展生产力"确实发展了——但发展的成果被极少数人攫取，而发展的代价由绝大多数劳动者承担。

第二，社会不平等程度急剧扩大。中国的基尼系数从改革初期的0.3左右上升到目前的0.47以上（根据官方的保守估计），实际数字可能更高。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百分之三十以上，而最贫穷的百分之五十人口只占有全国财富的不到百分之六。这种程度的贫富分化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唯生产力论者的辩护词是"蛋糕做大了每个人分到的都比以前多"，但这种辩护忽略了一个马克思早就揭示过的基本事实：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的绝对生活水平即便有所提高，他们的相对社会地位却在持续下降。正如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用精辟的比喻所说的："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不能有什么要求，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四十年来中国劳动者的处境正是如此：他们的绝对消费水平确实比毛泽东时代有所提高（这主要得益于全球生产力的整体进步和技术扩散，而非中国修正主义路线的特殊功劳），但他们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份额却大幅缩减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从国家的主人翁沦落为资本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话语权和参与权被彻底剥夺了。这种"发展"真的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吗？真的证明了唯生产力论的正确性吗？

第三，也是最深刻的一点，四十年来"发展生产力"的过程同时也是生产关系全面倒退的过程。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工业领域被大规模瓦解，国有企业通过"改制""上市""混改"等途径被私有化或半私有化；农村集体经济被包产到户所取代，集体积累被分光吃尽；私人资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长为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主导力量；外国资本大举涌入，在中国建立了庞大的生产基地和销售网络。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中国在这四十年间完成了一场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面复辟。这场复辟的名义是什么？正是"发展生产力"。这不正好证明了我们的判断：唯生产力论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提供理论掩护的意识形态工具吗？当一种"发展"的结果是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全面替换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时，称这种"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简直是对语言的侮辱。

第四，四十年唯生产力路线甚至在其自身的标准（即生产力发展水平）上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问题。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依靠人口红利、环境透支和制度红利驱动的高速增长期之后，正在进入一个增长率持续下降、结构性矛盾日益尖锐的阶段。产能过剩、债务膨胀、房地产泡沫、环境恶化、人口老龄化、技术创新的瓶颈、内需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危机的图景。唯生产力论者曾经许诺的"先发展后分配""先做大蛋糕再切蛋糕"，现在面临的现实是：蛋糕的增长速度在放缓，切蛋糕的方式却越来越不平等，而最严重的问题是蛋糕中相当一部分本来就是由泡沫和债务充起来的虚假膨胀。这就是唯生产力论的终极讽刺：它以"发展生产力"为最高纲领，但它所选择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最终连"发展生产力"这个目标本身都无法持续实现。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不会因为GDP增长了就消失，它只会随着资本积累的扩大而不断加深，直到下一次危机的全面爆发。

十一、毛泽东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完整论述

在对唯生产力论进行了全面批驳之后，有必要系统性地回顾毛泽东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完整论述，以恢复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真实面貌。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贡献不限于前面提到的《矛盾论》中关于"主要方面转化"的命题，他在整个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持续的深化和发展。

毛泽东在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所做的批注和谈话，集中体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成熟思考。他在批注中写道："先改变生产关系，再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的规律。"这句话的分量极重：毛泽东明确将"先变革生产关系"作为"普遍的规律"来表述，这不是在否认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而是在强调一个被唯生产力论者系统性忽视的关键环节——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变革生产关系往往是先于和优先于生产力发展的。奴隶起义打碎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才为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打开了道路；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才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大发展创造了制度条件；无产阶级革命消灭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才使社会生产力有可能摆脱利润逻辑的桎梏而为全体劳动者的利益服务。在每一次社会形态的重大转变中，都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先行一步，然后才带动了生产力的跃升。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先改变生产关系，再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含义。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反作用。他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注中写道："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这一论述揭示了上层建筑在社会变革中的关键角色：一种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之所以能够在被历史淘汰之后仍然长期延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国家机器、法律制度、意识形态等等）仍然在发挥着保护作用。要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就必须同时或先行改变为其提供保护的上层建筑。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逻辑正是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上的：毛泽东判断，经过十七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的经济基础虽然在形式上是社会主义的，但上层建筑中仍然存在着大量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因素，如果不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革命，这些因素就会逐渐侵蚀和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判断的正确性。

毛泽东的另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是关于"抓革命、促生产"辩证关系的阐述。"抓革命、促生产"这一口号常常被误解为"以政治运动代替经济建设"，但其真实含义恰恰相反：它是说通过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进行持续的革命性变革（反对官僚主义、反对特权阶层、发动群众参与管理等等），来释放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革命"不是"生产"的对立面或替代品，而是"生产"得以在社会主义方向上健康发展的政治保障。这一思想的实质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纯粹的"经济建设"（脱离政治方向和阶级关系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也是危险的；如果不持续地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巩固社会主义的方向，经济建设就会偏离社会主义的轨道，演变为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的资本主义式发展。

十二、结语：超越唯生产力论，回到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

通过以上的系统分析，唯生产力论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的全部缺陷已经被充分揭露。它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断章取义和系统歪曲，它将历史唯物主义丰富的辩证内涵阉割为扁平化的单因素决定论；它在历史上有一条清晰的修正主义谱系，从伯恩斯坦到考茨基到赫鲁晓夫到邓小平，每一代修正主义者都是用唯生产力论来为自己放弃阶级斗争、与资产阶级妥协的路线提供"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它在阶级实质上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意识形态工具，通过将"发展生产力"绝对化为压倒一切的目标，取消了对生产关系性质的追问，为在"发展"的名义下恢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打开了大门；它在经验层面已经被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后果所充分证伪——生产力确实在某种意义上"发展"了，但这种发展的代价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面瓦解、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社会不平等的极度扩大以及资本主义一切固有矛盾（经济危机、环境破坏、贫富分化、精神异化）的全面爆发。

超越唯生产力论，意味着回到完整的、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来。这意味着重新确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在这对矛盾中，两个方面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在特定条件下矛盾的主要方面可以发生转化。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之一，但绝不是唯一任务，更不是可以脱离生产关系性质来孤立追求的抽象目标。社会主义建设是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完善的辩证统一过程，任何将二者割裂开来、以一方取消另一方的做法，不管是唯生产力论（以生产力发展取消生产关系革命）还是唯意志论（以政治运动取代经济建设），都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背离。

在当前的思想斗争中，清算唯生产力论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纠正一个理论错误，更在于恢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理论的完整性和战斗力。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整座理论大厦的地基。只有彻底摧毁这块地基，建筑在它之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先富带动后富论"等等一整套修正主义话语体系才会失去立足之地，工人阶级才能重新获得用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这项理论清算工作的完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原著的深入研读，需要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也需要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敏锐观察和准确分析。但无论这项工作多么艰巨，它都是我们这一代共产主义者不可推卸的理论责任。因为正如列宁所告诫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机会主义时髦的宣传密切融合的时候，怎样强调这一思想都不为过分。"唯生产力论恰恰就是"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把一切都归结为GDP数字的增长）同"机会主义时髦的宣传"（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资本主义复辟的路线）的密切融合，对它的彻底批判是重建革命理论的第一步。